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一决定不仅在与欧洲大陆存在长期财政和社会联系的科学界引发了一系列强烈的反思与不确定性，对科学资助、居民权利乃至种族攻击的担心都在英国实验室扎了根。

投票结果还标志着一场“假战”的开端：在启动欧盟政府条约《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正式脱欧之前，英国政府可做或可说的都极为有限。3月29日，特蕾莎·梅启动了该条约。对此，《自然》采访了生活被脱欧投票所改变的8名科学家，以此了解英国脱欧之后科学将如何继续推进。

1.“我要去英国”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化生物学家Simone Immler

去年6月10日，Immler通过面试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研究性别的进化。Immler来自瑞士，她与来自以色列的丈夫都在乌普萨拉大学运行实验室，当时东英吉利亚大学给他们提供了职位。

然而，两周后，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洲。“我们说‘这不可能是真的’。”Immler回忆说。但听到英国朋友说该国还会继续欢迎移民之后，她和丈夫、进化生物学家Alexei Maklakov决定跳槽。他们和家人在今年3月移民到英国。

关于第50条的谈判结果尚未确定，Immler对此抱有“半瓶子已满”的乐观态度。他希望英国会延续非欧盟国家以色列的案例，向类似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机构拨款，从而使她和丈夫的研究能够获得支持。“总体而言我是乐观的。”Immler说，“让我们离开要采取极端措施。那样将会对非英国国籍的居民造成很大困难，我们距离那一步还很遥远。”

2.“我一半时间用于应对脱欧”

英国阿伯丁卡拉姆核聚变科学中心首席执行官Ian Chapman

在英国公投的早上，当核聚变能研究国家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还处于恍惚之中时，Chapman正在忙着制定计划。他带领该中心（用于欧洲资助的联合欧洲环JET）的面试以及该中心的未来一时间前途未卜。“我对即将到来的面试做了很多准备，然而我要把它们全部打乱重新开始。”他说。

Chapman得到了这份工作。现在，他正带领JET穿过这场骚动，并管理着550名员工。

他的主要目标是让JET——拥有世界纪录的聚变能的设施在现有合同于2018年12月到期时开始运行。另一个任务是继续让英国参与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ETR）项目，而JET则是该项目的实验平台。然而，英国脱欧及退出欧洲原子能机构却让这两件事难上加难。

目前，Chapman正在收集数据帮助政府了解各种向前推动项目的方式，比如成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准会员支持一个独立研究项目。此外，他还在忙着舒缓员工紧绷的神经。

3.“我可能会丢掉一份工作，但更忧虑下一代人”

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哲学家Gerry Gilmore

英国脱欧很可能会让Gilmore丢掉一份工作。作为欧盟光学红外天文学协调网络Opticon的协调官，他计划将该中心的领导权移交给欧盟成员国的另一个机构。

“这根本不是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说，“英国政府做了这个决定。现在，来自英国的每一笔拨款都要走开。”

Opticon可让欧洲科学家获得利用望远镜的时间以及研发相关技术，包括实时观察、电子控制和超快相机等。因为该联盟由欧盟资助，Gilmore担心英国将会失去使其在这一竞争领域保持领先的智力人才。而且，Opticon还有助设立基于欧盟望远镜研究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战略议程，他担心英国很快在这些事物中失去发言权。

“很简单，如果英国离开欧盟，英国科学家也要离开。”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决定。”

4.“如果不得不如此，我会离开英国”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Jernej Ule

Ule是一名在英国生活了10年的 斯洛维尼亚人。“我的身份是欧洲人，不是斯罗维尼亚人或英国人。”他说，“我不想选择国家，那对我的工作过于狭隘。”

去年8月，Ule团队是首批进驻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团队之一，该研究所位于伦敦中心的一个拥有7亿英镑支持的熠熠生辉的超级实验室。Ule说，直到现在能到那里工作依然让研究人员感到兴奋，但“在谈及英国脱欧时，谈话就会变得隐晦。”

英国脱欧对自由流动的威胁是该实验室的一个热点议题，同样的还有获得欧盟资金支持。其中一半团队受到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Ule担心英国脱欧后会使其不再继续获得欧盟研究经费支持，遭遇财务损失。

Ule不打算离开英国，但却表示如果脱欧会结束欧洲公民往返该国的便利，让他实验室的开放性受到限制，那么这可能会改变。“如果发生违反我原则的事情，那么我会考虑去别的地方”。他说。

5.“来德国，资助充沛”

德国马普学会分子细胞生物和遗传学研究所主任Marino Zerial

Zerial预测说，脱欧对欧洲研究会是促进，至少短期如此。“英国做科研的吸引力正在减退，越来越多人原因考虑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这里的资金很充沛。”

德国的研发开支相对其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是欧洲最高的国家之一。Zerial认为未来申请由他所在机构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合办的大型国际研究生学校的人会越来越多。“形势将会有利于我们。”他说。

他认为英国针对于欧洲大陆合作研究的支持机会将会更少，而现存的合作机遇可能会面对更多官僚机构。“欧盟资助无论有多微弱都会支持大量项目，科学界非常珍视其中的合作。”他说。

6.“留下的只有不确定性”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Anna Scaife

“现在人们对你不同了。”Scaife说。自英国公投以来，因为与英国人合作时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她的欧洲同事一直担心开始新的合作。

这种担心均波及到了双方。 Scaife和同事非常犹豫参与欧盟呼吁的提议。她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同事申请“地平线2020时”的不利因素。“看到项目失败，担心你可能要对其负责，那将会成为最糟糕的事情。”她说。

对Scaife来说，让英国政府划拨更多资金弥补欧盟经费的减少以及英国的受欢迎度是荒谬的。她说合作是驱动国家思想及其的润滑剂。她警示，如果不能接触最聪明的人，不能给欧洲科学家创造积极的环境，那么英国正在玩独立主义的危险游戏。

7.“科学家需要为脱欧出谋划策”

欧盟科学家共同创始人Mike Galsworthy

原科学政策分析师Galsworthy是欧盟科学家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该机构旨在让科学家的声音在英国公投中更加凸显，劝说英国人投票“留下”。尽管该组织在公投中处于失败一方，但Galsworthy认为他提高科学家的声音的运动是成功的。

“我主要关心的是记录这对英国科学界意味着什么。”他说。英国公投后几周，欧盟科学家曾收到400多份来自科学界的抱怨：包括基础设施和雇佣冻结，外国人拒绝英国的工作等“数十个影响事件”，Galsworthy说。

由于英国脱欧仍在存在深度不确定性，他希望刺激研究人员为英国和欧洲的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出谋划策。他依然认为英国脱欧使对该地区作为全球科学港湾的现实威胁，“除非我们足够聪明回避它”。

8.“现在并非学术机构感到无力之时”

英国 德蒙福特大学大学副校长Dominic Shellard

在英国公投脱离欧洲的第二天早晨，Shellard在德蒙福特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1000多人到场聆听了仅有几分钟的通知。

“当时很多人非常痛苦。”他说，“有员工流着眼泪。一名波兰学生问我是否可以给他写一封信。我问‘你要信做什么？’他说‘我这个周末要回波兰，我需要给希思罗机场的边防战士一封信让我回国。’”

像英国很多高校校长一样，Shellard不愿意英国脱欧。也像很多学术机构那样，Shellard强调了高校需要抓住3个关键事情的稳定性：欧洲侨民在英国的居住权、欧洲学生在英国高校的状态以及欧盟的研究资助。然而，他怀疑高校是否处于英国政府正开始谈判的优先名单中。

他给学术界的寄语是这样的：别等别人去做事，“你可以创造不同。你要参与，不能觉得无力。”（晋楠编译）

更多阅读

《自然》网站相关报道（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