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琪

两会期间，各种关于科技与创新的话题不断见诸媒体，从制度改革到政策红利、从经费管理到成果转化、从大项目大装置到人才培养资金使用，几乎涵盖了科研人员共同关心、关切的所有问题。

然而，突然之间，一封发在水木论坛上的帖子重磅袭来，大有使之前的讨论变得无足轻重的感觉。那就是，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最令人揪心的也许不是经费报销如何繁琐，也不是科研评价公不公平，而是如何生存在一线城市。

这篇名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的帖子的主人公，名校毕业后进入领域内最好的科研机构工作，却因子女入学和房价过高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也许有人会说，做学问要甘于坐“冷板凳”、要守得住清贫。但一线城市科研人员面对的种种困境却是现实，如收入不足以购得立锥之地，如因户籍、房子问题造成子女入学困难，又如不断高涨的房租和频频更换租房的困扰，等等。

在科研领域，他们是受人尊敬的青年科学家，而走出实验室，他们并没有过上体面、稳定的生活。“居大不易”，科研人员“居大”更充满着纠结和矛盾。离开一线城市，往往意味着离开国内顶尖的学术机构和科研平台；留在这里，自己和家人就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走或留，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那么简单，而是要在理想和生存之间抛弃一方，这对于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该是多么无奈！

不可否认，生活压力问题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及领域，单独拎出科研领域似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从国家鼓励科技创新、倡导尊重知识分子、积极为他们营造良好发展空间的角度看，强调优先解决好科技工作者的生活问题，让他们放下负累、专注于创新研究的要求值得考虑。

有人也许会说，这个“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是个特例，而且基于种种考虑的人才流动也属正常现象，不宜过度解读。这样的观点显然过滤了房价、教育、入学、就医等城市生活成本持续高涨的残酷现实，也过滤了他们面对困境滋生的种种焦虑和愤懑。这种观点的潜在逻辑还在于：社会大环境已经如此，进而对每一个真切的“逃离”都视而不见，甚至习以为常。

近些年，科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倍道而进，涉险滩、啃硬骨头，创新活力得以不断释放。但在“象牙塔”之外的现实社会，社会领域的有些改变依然相对迟缓，总体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乃至各种资本、商业及权力对于科技圈的侵蚀，已经显著影响并阻碍了创新推进的步伐。举一个颇具普遍性的例子，成年人可以忍受蜗居、户籍等种种挑战，但如果他们的下一代也要忍受从幼儿园教育就开始的种种门槛、限制，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逃离”——逃离一线城市，逃离科研。

是时候将目光聚焦在科研人员的生存环境上了。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经费管理制度改革、职称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等与科研环境相关的改革措施，面向的是驱动创新引擎的广大科研人员，而生活的尊严、基本的保障、身体的健康、家人的安好则是保证这些“创新舵手”们奋勇前行的必要条件。让科研人员不再为生活窘迫而烦恼，心无旁骛地登攀科学高峰，不仅是一个群体的希望，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