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这已经不是龚克第一次谈加快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了。2014年两会期间，他称学校的行政级别扭曲了学校内部人员的关系，高校去行政化必须要尽快落实。2015年他对记者提到大学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意思的是，龚克所提到的取消行政级别，并非他的改革建议，这早在2010年就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为何纲要写明要取消行政级别，高校校长也赞成取消级别，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却很缓慢呢？究竟是什么阻碍这一改革的推进？

来自教育管理部门的普遍意见认为，取消级别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取消级别那么简单，这涉及政府管理学校模式的调整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既有政府行政部门放权的阻力，也有学校既得利益的阻力。目前，政府部门和高校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是从取消学校二级学院行政级别开始推进去行政化。多个地方政府部门已选取部分高校进行这一改革试点。

相对于没有任何改革行动而言，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有着积极意义。然而，这一改革试点的前景并不被看好，因为在学校有行政级别、政府管理学校的基本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无法撼动行政治校，到头来，二级学院负责人还是会套用级别进行任命、管理。

选择高校二级学院进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用意很明显，即面临的阻力可能更小。但是，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终究需要啃硬骨头，因此，改革应该抓牛鼻子。多年前，笔者建议，可以选择从取消北大、清华等校的行政级别开始，启动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假如这一改革在北大、清华取得成功，改革的示范效应将很强，取消其他高校的级别也就变得轻而易举。

国家在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落实时，是选择了高校进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试点的，却没有选择高校进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也许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当前，则有一个进行这方面改革的好时机——“双一流”建设。我国可以把“双一流”建设与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改革结合起来，把接受取消行政级别、启动学校全面去行政化改革，作为获得”双一流”建设支持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所有“双一流”建设学校，在申请“双一流”时，要拿出具体的去行政化方案，启动“双一流”建设时，都将启动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

这不是强高校之所难，而是建设“双一流”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要建设“双一流”，就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办学体制改革，假如在办学中还实行行政治校，那“双一流”建设就仍旧可能存在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和搞形象工程的问题。高校一方面会缺乏自主权，继续围着行政指标办学；一方面会用行政管理学校内部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令教育与学术急功近利。

在国家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明确要求要以改革为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要克服“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存在的弊端，不能再走“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老路。因此，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将是“双一流”建设必须进行的改革。我国当年推进“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最大问题是，采用行政手段推进，并强化学校的行政级别——入围“985工程”的高校后来将级别提升到副部级（只有在后期被舆论质疑后才有几所高校仍维持正厅级），这是在制造学校的等级、身份，加剧高校行政化。

“双一流”建设是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契机。从整体改革看，这是建设“双一流”的必然要求，而从改革的推进看，这是一个极好的抓手，地方政府和高校均有建设“双一流”的积极性，对获得资助者提出改革任务与要求，也符合资助逻辑。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双一流’不是再走一遍‘985’‘211’的老路，所以拿着‘985’‘211’的船票上不了‘双一流’的船。”他说，“‘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工作基本上是第三方在做，不是到学校做评估、搞包装。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进行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这是尝试在进行政府管理教育模式的改革，如果能将“双一流”建设与推进大学去行政化结合起来，将会让改革效应更为突出。（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