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小学和中学全都是“就近入学”，压根没经历过“考名校”的折磨；到了大学成绩依然位列班级中上游，甚至没给自己做过“职业生涯规划”。如果用现在的“优等生”标准给王贻芳的学生时代做个评估，他基本不会被列入“潜力股”梯队吧。

然而，就是这样平凡的少年，本科毕业时的机遇揭开了王贻芳人生的“开挂封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王贻芳获得了南京大学物理系的推荐，并顺利通过了丁肇中的考核，开始在丁肇中的指导下研究高能粒子，为他以后从事中微子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辩驳

2012年，以王贻芳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这一提议受到知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极力反对。2016年9月杨振宁发表文章表示：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型对撞机，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一个反对杨振宁的声音进入了人们的耳朵，而这个声音正是来自于王贻芳。

作为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正面反驳了杨振宁的观点，让他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上一次，是在2012年，王贻芳率领的科研团队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测得了新的中微子震荡模式，这一重大发现使我国高能物理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让王贻芳有了更加大胆的想法，开始了更加艰难的挑战。

“高冷”科学

这一学科看似“高冷”，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无比贴近，中微子直接关系到宇宙的起源，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幽灵般的中微子该如何才能捕捉呢？

越是微小的粒子，越需要巨大的实验装置才能够观测到并进行研究，巨大的科研成本也是那场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何在尽量省钱的情况下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王贻芳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或许在某一角度给出了答案。

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大亚湾核电站厂区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坐落于离核反应堆不远的地方，一共拥有三个实验室。与昂贵的加速器相比，核反应堆能够提供源源不断且数量丰富的中微子，极大的节省了成本，成为了建立实验室的最佳选择，可是，伴随着大胆设想而来的困难，在一开始就挡在了王贻芳面前。根据计划，三个实验大厅分别位于地下100米和350米深处，因此，需要对岩石进行爆破。然而，三个实验室中距离反应堆最近的只有三百米，爆破所造成的震动对反应堆形成极大的威胁，一旦出现事故，就将成为核泄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高要求的爆破严重影响了大亚湾实验室的建设进度，这同样给整个实验进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韩国和法国两个实验组也在进行中微子探测，这给王贻芳领导的国际合作组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如何能够尽早的获取数据成为了关键问题。

克服重重困难，2012年3月8日，王贻芳团队宣布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震荡模式，并测量到其振荡机率。历时十年花费2.5亿元人民币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时年49岁的王贻芳也凭借这一发现震惊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包括被称为科学界“第一巨奖”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成为了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让王贻芳证明自己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完成超大型的物理研究项目。在大亚湾实验室逐渐走向寿命末期的时候，一个十倍于大亚湾的超级实验室的设想列入了王贻芳的计划。

正是这往前走的每一步，为中国高能物理稳稳地走出了一条突破之路，而我们也更加理解他坚持建造成本超千亿的大型对撞机的信念，并开始期待他所描述的中国高能物理的未来。如今，54岁的王贻芳依然是那个“低调的科学狂人”，只是这个“低调”里面，隐藏着对科学的热情，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高能物理事业的专注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