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戴震的校本成就非凡，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获得乾隆帝的嘉赏，也是我国《水经注》研究史上一件大事。】

我的童年大半时间是在“隆阜”这个乡村度过的。

那里是皖南一处开阔的山间平原，水田纵横，点缀着低缓的丘岗。到处是徽派风格的民居：青砖黑瓦粉墙的老屋，檐角高挑的风火墙，青石雕花门额和厚重的大门，高墙夹峙的窄巷。铺着麻石条的小路，留下岁月的脚印，是典型的徽州村落的特色。

我家借住一幢很大但已颓败的老屋，村民俗称戴家老屋，相传是清代大儒戴震的宅第。有前后院，高高的照壁上镶着斗大的福字，当初想必是很有气派的。门外不远，有一方池塘和青青的草地，点缀着枝桠纵横的乌桕树。那乌桕树一到秋天便染成好看的红色，深浅不一，正是胜似二月花的霜叶。

说起戴家老屋，不能不费点笔墨谈谈戴震。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黄山市屯溪区）人，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乾隆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分别经、注，订正经、注之互伪。他用赵一清校本《水经注释》《永乐大典》本和其他善本校勘《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殿本），补其缺漏2128个字，删其妄增1448个字，改正臆改者3715个字。《水经注》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地理经典，成书后历代传抄，造成经注混淆，错漏连篇，以至不忍卒读。戴震的校本成就非凡，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获得乾隆帝的嘉赏，也是我国《水经注》研究史上一件大事。

这位清代大儒一生著述甚丰。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一书中对戴震评价很高，认为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在治学的方法一方面，他更是顾炎武、阎若璩的嫡派传人”。胡适特别赞赏戴震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对周敦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理学的批判，对他们宣扬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礼教的残忍本质及极端虚伪性，作了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抨击。这是自宋代以来对旧礼教第一次有力的反抗和清算。胡适指出：“这种排斥人欲的哲学在七八百年中逐渐造成了一个不近人情、冷酷残忍的礼教。”“八百年来，一个理学遂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的武器；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他大声疾呼地喊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的神圣性、神秘性，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

胡适根据戴震对理欲之辨的三大害处，进而指出：“譬如爱生而怕死，乃是人的真情；然而理学先生偏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们又造出贞洁牌坊一类的东西来鼓动妇女的虚荣心。于是节妇坊、贞女坊底下就埋葬了无数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的叹声。甚至于寡妇不能忍受饥寒寂寞之苦的，或不能忍公婆虐待之苦的，也只好牺牲生命，博一个身后的烈妇的虚荣……”以宋儒理学为理论支柱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禁锢国人思想，扼杀人性，世世代代将国人变得麻木、愚昧、心理扭曲、失去活力。戴震在18世纪敢于挑战泯灭人性的封建礼教，大声疾呼尊重人性，主张社会应该允许人对自由、对生存权、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我不知道这位乡贤先哲的超越时代的呐喊究竟产生了多大作用，但是正如胡适所言：“戴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Bentham）、弥尔（J.S.Mill）一派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倘若联想到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祝福》和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以及20世纪中国仍然盛行“狠斗私字一闪念”“五不怕”这类愚民（也愚官）观念，不难看出戴震的启蒙思想的可贵。他称得上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

隆阜这个小山村出了一个戴震，是值得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