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部分中科院的科研人员被“红包”砸中了。中科院准备连续5年支持这些科研人员开展科学上的自由探索：不用写冗长的项目书、计划书并进行频繁答辩，也不用过多担心在5年后有人来验收成果，他（她）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任意遨游。

这项支持缘自中科院在今年1月启动的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此计划支持一批“立志报国、不忘初心、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杰出学者和拔尖青年科学家”开展研究。

引起学界热议的“无责任”经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给科研人员松绑？在支持基础研究和完善经费管理机制之间如何找到平衡？对于基础研究来说，怎样的体制机制才是支持科研的最好方式？

“无责任”经费顺应需求

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对启动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支持自由探索十分赞赏，因为他有深刻的体会。

赵忠贤曾对媒体表示，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将会对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经费支持方式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自从有了竞争性的科研经费之后，研究基本都是以任务为主。而中科院的这项计划是以支持人才为主的，这是引进经费竞争机制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项计划总的方向我是认可的。因为自由探索对基础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道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上，一些研究工作做的比较好的科学家会得到一些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一般每5年会给予一笔经费支持，获得了这些支持的实验室往往会比其他同类实验室的经费多2-3倍，因为不必花时间去申请其他经费，科学家们就会有更多的人员和时间来潜心研究。”

王道文表示，这种基金的管理一般是比较宽松的，而基金选择的支持对象往往是在该领域有很好研究基础和信誉的科学家。

管理是必要的，但要超脱

王道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感受颇深，英国的科研机构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好。这种形式的经费不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答辩，或者是每年都考评。举例来说，在我们农业生物学领域，有2、3个非常优秀和公允的科学家，可以组成一个同行评议小组。对这些项目的进展隔2年或3年进行一次同行评议。在研究开始前，科研人员可以拿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中期评估可以由专业领域内的优秀同行评议小组进行评议。结题评估还是重要的，不然无法决定是否可以对该项目进行持续的经费支持。”

“由于这种经费涉及的科研人员和实验室不会很多，必要的管理还是应当有的。尽管非常重要的idea都是突然迸发的，也不能提前公开，但申请书和研究计划还是必要的。这种经费支持的管理方式可以超脱一些，采取一种更加灵活和智慧的管理方式。”王道文说。

在具体操作层面，王道文强调，应选择重点学科，支持那些研究工作做的比较好的、信誉比较好的科学家。尽量减少管理的复杂度，但还是要有专业的顾问组在关键的时候进行评估。“其实这个过程中的环节已经大大简化了，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负担。”

对于创造力最旺盛，但在科研领域积累不深的青年科学家来说，申请这样的经费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对此，王道文的建议是鼓励青年科学家加入知名科学家的实验室。“青年科学家成长发展的途径是多样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加入到国外或国内知名科学家的实验室，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早年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自己的学术信誉，另外也有非常优秀的、在年轻时就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这些年轻科学家也比较容易得到学界认可从而申请到经费支持。”

只有经费支持还不够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要解放科研人员，经费支持还很不够。“写申报书和结题报告对于项目和研究者本身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不仅仅是走一个形式。从机制设计上讲，这种经费的设置可以给科研人员一定自由探索的空间，但还远远不够。”

“从很多科研机构的微观运作方式来看，大多数科研机构是由一个一个的课题组组成的，课题组组长要用科研经费的一部分给课题组成员发工资。根据现有体制，纵向课题一般只有13%的人员费，再除去管理费用，能用于支付科研人员薪酬的经费就寥寥无几。这是课题组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疲于奔命的一个原因。”王斌认为，很显然，课题组团队没办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每个成员的压力都很大，自由探索的空间就会相应压缩。课题组长在这种情况下的压力也很大，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解决课题组经费问题的研究上面，而非集中在最优科学价值的科学研究上面。对于组员来说，他们自由探索的空间就更小。”

王斌认为，真正要给科研人员松绑，首先要做的是不要用专利和论文数来限定科研人员，其次应当把科研人员从沉重的科研经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所谓的‘不考核’不应体现在不写科研申请报告和结题报告，而应体现在不以指标性的考核指标考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