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是面临诸多选择。
对中科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下称华农）教授卢永根来说，生逢大时代，历经数十载风雨沧桑，其面临的选择之多，更是常人难以想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卢永根本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做富贵公子，但他选择回到百废待兴、一河之隔的广州，做一个普通的穷学生；多年以后，他跟随中科院院士丁颖前往北京，本可留在条件较为优越的中国农科院，但他此后选择回到华农，做一名普通的教师；改革开放后，他前往美国等地探亲，家人希望他留在条件优渥的美国，不必归国，但他依然选择回到国内，继续执教。
1987年，中国农科院时任名誉院长金善宝向中央推荐他担任下一任院长，卢永根依然选择婉拒，坚守在华农的三尺讲台上；2017年，在处理老两口一辈子积攒下的数百万存款时，卢永根又选择将这笔巨款捐给华农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而不是留给子女。
在人生的众多关口，卢永根都选择了和一般人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他抛弃了太多常人眼中的功名利禄，选择了淡泊名利、潜心科研的“荆棘之路”。他选择放弃常人眼中巨额的金钱，选择了一生平淡简朴的生活。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登上光辉的顶峰”，这是卢永根一生恪守的原则，也是他经常向学生念兹在兹的训戒。如今，在他的感召下，在华农有更多的学人在传承着卢永根的这种家国情怀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卢永根个人的选择，终于影响了更多人的选择。他，从来不是一个人。伟大的时代，需要这样的科学家，伟大的时代，也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
“香港仔”的选择
当你16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是在玩游戏，看电影，还是在憧憬着将来找一份赚钱的工作？
1947年，卢永根16岁。他祖籍广东花县，其祖父辗转至香港谋生，逐渐富裕。卢永根的父亲是一家英国律师行的高级职员，他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生活条件优渥，接受了较好的香港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卢永根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衣食无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没有认识。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节……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
这就是16岁的卢永根以笔名平原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跃然纸上。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党。经研究，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是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卢永根18岁。他谢绝了家人的挽留，抛弃香港灯红酒绿的生活，以一名地下党的身份，回到内地，成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很多社会名流、巨贾大亨都纷纷南渡珠江，选择到香港避难，试图获得正式的港人身份。但这个18岁的香港仔，却依然北归大陆，此后不管风云变幻，时局动荡，他却从来不改初心，扎根广州。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在华南农学院，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丁颖。丁颖讲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的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从此，他走上了稻作研究之路，选择成为一名科研人员。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不仅从事教学，也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
1957年，丁颖成为中国农科院首任院长。此后，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备科研助手，丁颖挑选了昔日的学生——卢永根。卢永根随后参与“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研究”等诸多科研项目，随丁颖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栽培方法，并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种。这些积累，成为我国水稻遗传育种重要的基础性资源。
1983年，卢永根成为华农校长。1993年，他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并一度担任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
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发生的细胞学机理，弄清了光温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细胞学机理，发掘出一批携带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种质，创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体水稻等新种质。特别是他和他的助手张桂权教授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青年时代，卢永根就经常随丁颖院士在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搜集、整理野生水稻资源。即便后来年过古稀，他还是经常爬山涉水，不辞辛劳，前往山野之间，进行实地考察。刘向东回忆，在2000年前后，他们根据文献记载，前往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博罗、惠来等地进行普通野生稻资源的搜集。彼时卢永根已是七旬老人，但他依然兴致勃勃，一起前往考察。这些野生稻多分布在山顶、水泽等人迹罕至之处，交通不便，很多地方只能徒步，但卢永根依然不惧艰险，“到一些实在很难爬的山路段，我们就只能扶着卢老师缓缓通过”，刘向东说。刘向东是卢永根招收的第三个弟子。本科就读于华农时，已久闻卢永根大名，此后考入卢永根麾下，成为其得意门生。“当时我已经在福建工作了好几年，想继续回华农攻读博士。我冒昧地给卢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考博的愿望。没想到卢老师很快就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我很是感动。”刘向东说。
如今，卢永根等老一辈科学家历经数十载搜集而来的普通野生稻种质资源，已经安全地保存在“华南农业大学稻属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内。普通野生稻被科学家形象的称为“植物大熊猫”，蕴藏着很多抗性等有利基因，对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到去年生病住院之前，老师都没有脱离科研一线。”刘向东说。
科学家的传承
1983年到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农校长。上任伊始，卢永根公开表示，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体现了卢永根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事实上，担任校长期间，他也动作频频，改革不断，充分展现了一个教育家敢于担当的气魄。
比如，1987年，卢永根顶住压力，破格晋升“华农八大金刚”，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这场华农的人事改革也成为全国关注焦点。他力主破格晋升了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以破解人才断层困局，破论资排辈风气。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华农原校长骆世明、广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泰岭、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梅曼彤、第八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原民进广东省委常委杨关福等。时间证明，这些年轻人最后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
生于1942年的梅曼彤，是“华农八大金刚”中最年长的一位。她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华农任教。当年她刚认识卢永根时，就觉得对方非常善谈，对学校的年轻人也非常关心。卢永根推荐年轻人前往海外求学，总是不遗余力。他总是希望，华农的教师能够前往海外开阔眼界，学习国际一流科学技术，再带回国内。1983年，正是在卢永根的推荐下，梅曼彤得以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劳伦斯伯克利研究所进行放射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
“1985年回国，我已经在海外发了一些论文，也有一些成果。回来后不久得到通知，说要我申报晋升职称，为此要准备答辩。当时觉得很意外，之前卢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梅曼彤说。
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学校组织了一场公开的答辩活动。前排是学校的诸多老教授，后面是自愿前来倾听的教师和同学。当时并没有PPT展示，她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向大家公开介绍自己的研究和成果。“当时非常紧张，老教授们还会时不时向你提问，你得当场回答，之后老教授们再打分。”梅曼彤说，没有真才实学的话，其实很难通过这次的晋升考核。
“卢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方面超前的眼光和布局，有很强的前瞻性、战略性。”梅曼彤记得，在美期间，卢永根经常给她写信，表示目前遗传工程、DNA重组技术是 发展的前沿，建议她可以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也因此，她在美国开始接触、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回国之后，卢永根大力推动遗传工程研究室的筹建，把梅曼彤调去具体负责这一工作，并从省政府申请了10万的启动资金，用于研究室的建设。
“在广东高校中，华农是开展这方面研究和教学都比较早的高校，特别是我们在80年代就为研究生开设了‘基因工程原理和技术’这一理论和实验结合的课程，附近的高校也派学生前来修读，对早期培养生物技术方面的人才起了不少作用。”梅曼彤说。这个研究室，后来成为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部分。
“卢老担任校长期间，处事非常公道，各方面从来不偏向自己的学科或实验室，总是从学校的整体布局出发，所以教师都非常服气。”梅曼彤说。
在指导学生方面，卢永根非常严格。张泽民和卢永根同在一个实验室，从辈分上来说，他师从张桂权，而张桂权是卢永根带的第一个博士。“在去年下半年生病住院之前，卢老师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周末有时候也会过来。他非常关心我们年轻人的成长，经常会给我们提意见。”张泽民回忆，卢永根对于学生们的论文要求非常严苛，“对论文中英文单词的单复数用法不对，他都会进行纠正。而对于用错的标点符号，他也绝不放过。”正是在卢永根的熏陶下，实验室的年轻人都保持着非常严谨的学术作风。
如今，在卢永根的办公室内，还摆着“师恩难忘”的匾额。这是卢永根80岁时，门下弟子给他添置的，实际上，在卢永根70岁时，学生们也给他送上了“师恩难忘”的牌子，“但我们后来还是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匾额，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四个字才能反映出我们的心声”，卢永根的学生说。
赵杏娟，卢永根的秘书，1997年自华农毕业后，就一直跟在卢永根的身边。“卢老师学术非常严谨，他的会议发言、材料都是自己亲自写，我只是负责帮助打印一下”，赵杏娟说，卢永根对周围的人非常亲近，但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得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公家的事，他从来不会使用学校的车外出，有时候老朋友聚会，卢永根也会步行迈出校门搭乘公交或者打的。“他经常说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对他来说，挤公交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尽管他是一名院士。”赵杏娟说。
华农的很多教师都曾经目睹，早些年，卢永根挎着一个简单的购物袋，受夫人徐雪宾的委托，步行前往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他们夫妇两人从来没有请过保姆，都是自己在家中做饭。后来因为年纪增大，行动不太方便，卢永根就和夫人一起去食堂打饭。两位知名的科学家，在拥挤的人群中，和学生一起排队打饭，甘之如饴。
而卢永根夫妇住的房子，依然是华农的房改房，位于五层，还保留着上世纪的装修，室内的陈设也非常简单。原来夫妇俩都是自己打扫卫生，近年来才请了个钟点工，定时到家里帮助清理。
因为近年来卢永根的身体状况不佳，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韩硕曾担任过帮扶卢院士的志愿者，为卢院士夫妇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其实就是帮助送一些文件，再有就是有时候帮助卢院士到食堂打饭再送过去。”韩硕说，一般卢院士夫妇都会点三荤两素，总计不超过15元，而米饭还是他们自己煮。印象中，卢院士夫妇生活都非常简朴、厉行节约，“像快递送过来用于包装的纸盒，徐老师都会折好后放在阳台，用于卖废品”。
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
2017年3月，卢永根突然“红了”。因为他和夫人商议之后，拖着病体，带着秘书赵杏娟一起前往银行，把880多万的积蓄无偿捐献给教育事业。一时间，网上对于卢永根的奉献精神赞叹不已。事实上，这不过是卢永根家国情怀的一贯体现。
“880多万从哪里来？其实也很简单。这是夫妻两人数十年来共同的积蓄，基本都是工资。他们两位平时生活非常简朴，房子也只有一套，平时很少花钱。”赵杏娟说。
生于兵荒马乱之际，年少时亲眼目睹日寇暴行，卢永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大时代的烙印。也因此，他对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有着更加殷切的期盼。作为建国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卢永根对党更是一腔热血，从未有丝毫动摇过。
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坚定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1987年6月3日，他在宣布优先和破格晋升“华农八大金刚”的会议上表示，希望8位年轻人在政治上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向“红透专深”迈进。要更好地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用自身的品德、政治思想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每次他送年轻人去海外留学，都会和他们进行长谈，要求他们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不能长久留在国外。”梅曼彤说，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事实上，有很多年轻人也正是在卢永根的感召下，学成归国，扎根故土。比如华农知名教授、2017年新增选的中科院院士刘耀光，当年曾受教于卢永根，在日本留学后在当地工作数载，生活优渥。但在卢永根的一再书信动员下，最终于1996年回到华农，潜心科研，大有建树。可以说，卢永根的爱国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刘耀光院士。
1994年7月，卢永根给自己的女婿写了一份公开信，力劝其回国。他在信中驳斥了当时流传在留学生当中的各种“理论”，比如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学成归国为中国服务显得太狭隘，不如留在外国工作为全人类服务；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工作条件差，发挥不了留学人员的作用，等将来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好了再回去等等。他说，凡此种种，无非是为自己待在国外不归制造借口和“理论依据”，“自己不愿意回国倒算了，还要给利己主义的灵魂贴金，连为养育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都不愿意，还奢谈什么为全人类服务？”
“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美国和西欧搞‘信息高速公路’，我国亦开始搞‘信息国家公路’。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扎根祖国，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我们现在实行开放政策，有各种渠道跟踪国外的发展动态，紧密保持同国外的接触，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短期访问、共同合作科研等等。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照样能出成果，关键是要努力去开拓和争取”，卢永根当年的爱国之情和赤子之心，今日读来依然跃然纸上，令人起敬。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卢永根无比高兴。“我今年66岁多了，为香港的回归整整盼望了半个世纪”，作为在香港出生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他，百感交集。尽管已经功成名就，载誉天下，但昔日懵懂的“港仔”，如今已垂垂老矣，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
尽管已经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多年，但每年华农的新生入学和老生毕业，卢永根都会主动给学生们做演讲，讲述自己的求学生涯，也勉励年轻人努力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这样的演讲，一直延续到去年。
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吴锦文坦言，每次的党支部会议，卢永根也会积极发言，“他非常关注当前国内国际的大事，对学习当前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文件也非常热情，还主动给我们传达”。
去年下半年，卢永根住院。他的办公室还保持着原样，等待着老科学家的归来。在桌上，摊开的日历那一页，显示是2016年9月6日。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一天之前，卢永根依然每天还要到办公室来，撕掉当天的日历后，再开始工作。
“住院之前，他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农业领域的专家，他非常关注我国的粮食进口问题。他一直说，不能因为现在国际上粮食便宜了，就可以不重视农业生产，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张泽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