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小农经营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11月19日，在第五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大中国区总裁黄田强为大家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
小农户可以登录在线土地管理系统，根据他的种植意愿、资金的体量和回报的期望，来选择自己希望种植的地块进行租赁、流转、承包；在种植的过程中，他可以运用手机App来管控他所掌握的土地，通过基于地面的、天空的卫星遥感数据实时监测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样的病虫害、作物的生长水平怎么样，来作一些决定；当他需要购买农资或售卖农产品，有很好的在线交易平台可以把供货商和采购商联系在一起……
黄田强说，伴随着云端社交工具、互联互通、大数据的整合，农业领域其实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当天，与会者就小农生产如何纳入现代农业轨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小农创造辉煌的农业文明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论断。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小农经济有上千年历史，它曾经创造了农业文明的辉煌历史，这是大家公认的。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陈静波认为，小农生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几千年中国农耕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从历史来看，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还孕育出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情结，是农业文明的一种独特印记和文化图腾，在传承传统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建设生态文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农生产与适度规模经营兼容并存，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长期特点。”陈静波说，小农生产是符合国情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2亿多农户，人均土地面积一亩三分，户均不过10亩；我国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43%，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仅占12%，各地资源禀赋不均衡，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大，有的地区以平原为主，适合规模经营，有的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块较为零散，只能搞家庭经营分散生产。
同时，小农生产还是现代农业的有效补充，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村稳定的重要保障。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比，小农生产劳动方式灵活，能够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农生产既能满足农民自身的口粮需要，又能为粮食流通和粮食商品化提供稳定来源；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冲击下，小农生产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陈静波认为，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小农生产尚存在生产规模小、要素集聚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缺少技能等不足，而我国促进小农生产的生产体系尚不完善，服务体系相对欠缺，支撑力量不够强大。因此，要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支持小农生产发展的政策体系。
他建议，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速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要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促进小农生产发展的服务体系。
社会化服务架起桥梁
“成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我国小农户生产非常重要，它架起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桥梁。”赵阳说。
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的经验值得借鉴。陈静波介绍，供销合作社发挥比较优势，在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他们加快发展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为小农生产搭建综合平台。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是把小农生产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有效途径。供销合作社系统正在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浙江经验，因地制宜发展三位一体，把供销合作社的流通优势、农民合作社的生产优势、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优势有机整合起来，打造服务小农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
其次，他们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打造供销e家电商平台和县域流通体系，聚焦核心业务，推动农产品上行，重点发展农产品B2B业务，探索利用供销社系统内的丰富仓储物流资源打造智慧物流，构建农产品加工分捡物流集配等流通体系。截至2017年11月底，供销e家已建成县级运营中心217个，物流配送中心77个，乡镇网点2000余个，村级网点近30000个，农副产品销售额达到2.1万亿元，电子商务销售额1376亿元，极大地缓解了小农户的卖难和增收问题。
德国经验：家庭农场是农业骨干
此次会议上，来自国外的经验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小农生产。
中德农业中心项目主任霍康得介绍，在欧洲、在德国，对于农场规模大小的话题已经争论了200多年。农场的规模根据现状或者现实不断变化。不过，他强调，基于家庭为单位的农场是成功的，“因为在欧洲，绝大多数的农场都是家庭农场，他们是有竞争力的，也是农业部门的骨干核心”。
在德国，小农场主的发展得到了开放的政策支持、直接支付的资金支持、合作社的服务支持，以及教育融资等金融帮助。
霍康得认为，结构性的变化对中国农业来说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机遇。“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能够建设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中型家庭农场，这种农场也是欧洲农业部门的骨干。”如果没有职业化的农民，就不会有农业的未来；农业部门也会越来越一体化，需要像合作社这样的组织机构和服务，也需要当地的初级加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