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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绩效观和招生人员非专职化，这两个逻辑和制度死结解不开，期待高等学校积极、科学地配合新高考制度改革以及省级考试院对录取的需求，是难以实现的。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继“逃离数学”“误读化学”之后，物理学科也遭遇了“中国式冬天”。

在今年的浙江、上海高考结束后，一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浙江考生选考物理者仅8万人，占29.13万考生数的27%；同样，在上海，超过70%的考生选择弃考物理。

而物理作为理工科教育的基础学科，从长远来看，弃选物理将对我国科学界、工程界等领域带来地震式影响。

不久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新的高考制度。继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试点高考改革新方案之后，今年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将加入新一轮高考改革试点。三年之后，全国各省市都将启动新高考改革。

届时，其他直辖市、省份的考生是否也会大面积弃考物理？又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弃考物理成必然选择

浙江考生王明之几乎是含着泪将物理剔出考试名单的。对于成绩中等的他而言，“喜欢物理又考不得”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浙江、上海公布的新高考方案采取赋分制，卷面上的总分不会被直接采用，而是根据参考人数的排名确定相应等级，再根据等级赋予相应的分数。

对于舍弃物理的理由，网络上的讨论不绝于耳。其中一条解释形象地阐明了背后的原因——“新高考‘七选三’，要说选哪一门最吃亏，当然是物理。这里是所有学霸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学渣最少的地方，那是一般学生赋分最低的地方。名义上可以报91%的专业，可以参加三位一体、自主招生，但是与化学相比，你只多了8%的专业可以报；与水平相当的人相比，你选择了物理总分会下降。某市只有30%的人报了物理，而且大都集中在重点中学，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选择了物理，就进入了高手场竞争，在高手中还要被分为三六九等。物理单科成绩会被尖子生死死压低，整个高考成绩也会因此被拉低。”王明之如是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朱邦芬在调研浙江物理教育时发现，选考制度忽略了两个因素——制度设计默认六门科目的基础性、重要性、所花精力相同，但实际上，学物理所花的精力比学化学、生物、技术（浙江单独设置的选考科目）多；假设选考各科目的学生优秀程度没有区别，但越优秀的高中，选考物理者越多。选考的博弈带来的伤害不仅使选考物理人数下降，还将危及高中物理师资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影响的是国民科学素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为此，他在媒体上撰文，呼吁重视扭转高中物理教育受冲击的局面。

究竟哪些考生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物理学知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物理知识是未来科学家、顶尖工程师、普通工程师所需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大学理科、工程相关专业，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也需要掌握高中物理学的知识，并作为未来深造和工作的基础。

招生中难解的两个死结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第一年的新高考情况来看，与大面积弃考物理相对应的是，大学里仅设置物理作为选考科目的专业并不多。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李庆告诉记者，部分专业需要考生对物理和化学都要有很强的知识储备，而浙江、上海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并没有这样的组合，有的是物理或化学，或限定选考科目为一门或两门。高校第一年在新高考模式下招生，面对很多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高中毕业生，如果限制过多、把生源范围限制过窄，实际上并不利于大学选才。

因此，高校也在尝试着做一些补救方案，比如为没有选考某些科目（如物理、化学）的考生，开设一些基础学科的大学过渡课程。

卢晓东参加了2019年大学招生工作。在他看来，大学缺乏限制选考科目的热情背后，反映的是两个微妙、被普遍忽略的逻辑和制度难题。

他指出，问题之一在于，大学对选考科目不作限制，实际上是由高校的招生绩效观所决定的。大学对招生办的绩效考核要求，是提高在该省份的录取分数线，分数低则意味着招生工作失败。选考物理本身难度更大、报考人数少，这就意味着将物理作为必考要求，填报该校的人就少了，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可能降低。一座城市两所实力相当的高校总会在各种录取分数线上作比较，小到县城，大到全国。在这样的招生绩效观要求下，大学招生办没有任何动力将物理作为选考科目。

问题之二在于，目前对新高考制度深入研究的高校招生办并不多，招生人员对新高考省份知识结构的变化、专业录取做积极应对、深入研究的力度不够。这一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招生办人员的非专职化。在中国高校，招生办主任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岗位，一般三至四年轮换，如此之短的时间，招生办主任们难以沉淀出专门的知识。

“这两个逻辑和制度死结解不开，期待高等学校积极、科学地配合新高考制度改革以及省级考试院对录取的需求，是难以实现的。”卢晓东对此并不乐观。

大学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自主权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高校的招生办主任甚至可以在招生岗位上从业终身或任职三四十年，从而积淀成熟的理念、丰富的实践，网罗各个有特色的多样化学生群体。而中国高考由于按分数录取长期依靠电脑录取，事实上并没有招生自主权（自主招生也不过仅占5%）。

缺少招生自主权，也是导致高校对高考制度研究缺乏热情、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近年来改革的推进，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已是高考改革的动机与趋势。如何用好教育部赋予的招生自主权，对高校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新高考改革的第一年，高校尚“试探”阶段，对自主权的应用有着自身的担忧。李庆告诉记者，尤其是在一些偏文、偏经管的院校里，物理相关的专业本就是生源弱势学科，贸然规定选考科目无疑是给自己“挖坑”。

而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看来，教育部只要给予了高校权力，高校就有义务、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主权。然而，由于长期的行政主导，高校招生工作类似于“一个被抱大的孩子”，不知道如何“走路”，不知道怎样去招收适合自己的生源，因此必然要经历一个摸爬滚打的“锻炼”过程。

“孩子经历多次摔跤才能学会走路。同理，教育部要给高校试错的机会。”郑若玲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受贿事件后，教育部收紧了招生自主权。实际上，高校招生一旦出现问题，会有媒体监督、社会讨论，加上教育部的规范和掌控，自主招生是能够慢慢走上正常轨道的。如今不少高校在十余年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主招生模式，运作相对平稳，生源素质也较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落实到高考制度上，郑若玲建议，高校在制定新高考制度配套措施时，需要长远的眼光，比如数理类学院招生要对考生选考物理作强制性规定，同时高校应对基础学科出台倾斜政策，包括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调整学科布局方面，都应基于基础学科充分地考虑，以鼓励考生选择。

在限定的范围上，李庆补充，如果仅一两所高校把科目限制过窄并没有意义，“需要的是高校之间协调后的‘统一动作’”。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对此表示同意。他告诉记者，高校之间有“怕吃亏”的心理，因此高校对选考物理作强制性规定，必须是校际的“集体行动”，并且应先从顶尖大学做起，发挥示范作用。

社会合力才能破解困局

大学招生自主权之外，左右选考物理的还有很多因素。从根源上寻找问题，必须追溯到基础教育。

李庆告诉记者，物理对逻辑思维的要求更高，涉及建模等知识，这部分知识恰恰是中小学所缺失的。虽然中小学有组织学生到科技馆参观，但通常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并没有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而高中阶段是否选考物理又与任课教师、往届学生有关，如果任课教师恰好是年级主任、班主任，还可能会有更多的引导，往届考生的选考情况、口耳相传也会影响到选考率。

在他看来，扭转弃考物理现象需要国家、地方考试院、高中、高校多方引导，“尤其是地方考试院要站在官方立场上加以引导，高中教师要在具体方案中指导学生报考”。

对于新高考制度，还有一种声音是将物理、历史设定为必选科目，将英语从必考科目中移出，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允许高中生参加等级考试。而这又取决于政府主导下的高考改革力度。

“学生弃考物理也是反映社会氛围的一面镜子。”郑若玲表示，上世纪80年代，在向科学进军的社会氛围下，很多学生很愿意学习物理。而当下，受功利氛围的诱惑，最优秀的学生一窝蜂地涌向经济、管理等领域，对国家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工科类领域，如工程、矿业、石油、农林、土木等专业，学生反倒没有热情去报考。

“怕吃苦是人的天性，扭转这一局面既需要国家为扶持基础学科发展营造一定氛围，也需要高校有意识地倾斜，还需要媒体发动讨论、进行引导。不能只是依靠高校单独的力量，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合力解决。”郑若玲说。

在这个过程中，“高校要有一定的情怀，不能被社会牵着鼻子走。在某种程度上，高校应该引领社会发展，尽管会牺牲短期利益，但是把自身实力做强后，抬高门槛导致生源流失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郑若玲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