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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相比较一流大学建设的名单早前已吐露风声，一流学科建设的名单在公布之前可谓“悬念迭起”，公布之后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其中，作为学科点数众多的教育学，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高校的两个学科点入围，更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而“出乎意料”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教育学尴尬的境遇和地位。

注定在评价指标上没优势

用“爹不疼，娘不爱”来形容我国教育学的整体现状，也许正是时候。

“当前学科发展中存在追求功利化，过于看重量化指标的现象，其中科研成果、国际化是两个常用的衡量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教育学科本身的特点又注定了在这两方面没有优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晓宇说。

他解释，全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科本土化的特点非常鲜明。以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为例，这是一所极强调国际化的德语区大学，它要求研究生课程均采用英语教学，而唯一例外的就是教师教育课程，规定必须使用德语教学，因为设立课程的初衷就是给本地培养师资。“过度强调国际化，对教育学并无好处。”

同样，强调科研成果引用率的当下，对教育学发展也是不利的。教育学科的首要价值是培养教育工作者，全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的科研成果数量、影响范围不占优势，不仅中国如此，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也都在探讨该如何改善教育学不利的局面。

比起上世纪80年代，在行政命令要求下，各校教育学院“拔地而起”的风光，如今的教育学可谓“江河日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指出，师范院校多年“去师范化”，走向综合化的趋势，使得师范院校的传统优势有所弱化，教育学在滑坡，部分非教育学科的优势凸显出来。

在这次一流学科入选名单中，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字，西南大学的生物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学等都有不俗的表现。

尤其是在去年，不少高校的教育学院、高教所遭到不同程度的裁撤、重组与分流，教育学更显“黯然”。撤并的对象多是以高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院所单位，比较典型的有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教育学院或高教所。

除了正常的撤并原因之外，在“双一流”的角逐中，我国高校扶强削弱的心态也暴露无遗。“一些学校想要冲击一流学科，但教育学给学校增加一流学科的希望不大，因而被裁撤。一些学科基础、发展势头好，甚至已经形成品牌活动的教育学院就这样被撤下来。从长远来看，一下子把教育院系单位都撤掉，对高校发展而言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陈晓宇说。

超越“双一流”考虑教育学科的发展

对于此次仅有两所高校的教育学入选“双一流”学科，很多人表示遗憾，而对于局内人而言，不能以入选“双一流”为建设依据，不能就此放弃重视教育学科的建设，否则可能误国误民。

别敦荣表示，没有一批一流的教育学科，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教育，更不可能造就一流的人才。如果只认可入选“双一流”的两所学校的教育学，国内的教育学是不可能真正建设成为“双一流”的。“要超越‘双一流’考虑教育学科的发展。需要政府、有教育学科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师范大学有战略眼光，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需要重视教育学科，把没有入选‘双一流’名单化作更大的建设动力。”

陈晓宇也表示赞同。他认为，教育学大可不必去计较功利化的指标得失，学着物理、化学、生物搞国际发表，“起码不能把它当作唯一渠道”。而首先必须确定的价值目标是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教育学应该把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的培养放在核心位置上，以更加长远的社会价值作为发展导向，摆脱被评估、评价误导，按评估指标建设学科的不利局面”。

然而，教育学不以入选“双一流”为建设依据并不能与教育学对“双一流”建设贡献不足画等号。事实上，教育学对于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指导作用不容小觑。

陈晓宇举例，在我国大学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教育学科可以根据院校改革的需要作相应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比如，“双一流”建设中面对的一个传统问题——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用什么方式去激励教师既重视教学，又能通过科研来提升学术水平，最终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水平的目的。“这对矛盾是高校学科发展最基础的问题，同时被误解也最多，需要教育学科为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提供指导与帮助。”

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给教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对象和空间，其实也是对教育学自身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教育学科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鸡’，没有教育事业的发达，‘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就不牢固。”别敦荣解释，抓“双一流”建设要抓基础、重视源头，才有可能产生更多人才、更先进的教育理念来支持高校办学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双一流”建设也是必须重视教育学发展的。

然而，当下“双一流”建设更多考虑的是与经济、民生相关的领域，尤其是理工科、部分应用型文科。入选“双一流”的文科学科尚不足总数的1/4，而教育学从总体上看也属于文科范畴。

学科范式与学科交流

除了外在原因，教育学自身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回避。

在别敦荣看来，教育学自身的不足体现在基本范式过于传统。在信息化时代，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信息时代对于教育的需求，如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以满足师生需求。“教育学科本身的基本范式需要完善和升华，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一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是，教育学是包含几乎所有学科范式的大领域，它包括了人文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历史；包括了社会科学，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也包括了理科，如教育技术。

陈晓宇表示，不同学术范式应该相互尊重，按照各自范式去规划发展。要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如产出、引用、政策影响）评价教育科学研究，以人文学科的标准（同行声誉、长期影响、权威观点）评价教育人文研究。“避免以科学标准要求人文学者，也避免以人文标准要求社科学者。”

实际上，教育学本应在学科交流上体现大领域的特点。然而，“如今，国内教育学科常处于封闭状态，与其他学科，甚至是不同教育学科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十分有限。”陈晓宇说。

而在西方高等教育领域，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已经成为主流，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涉足教育领域，如神经医学、脑科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与教育学交叉，产生了丰富的跨领域创新成果。如颇具前景的学习科学，就是心理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科学与教育技术学的交叉，解决了许多用传统教育学范式难解的问题。

陈晓宇告诉记者，学术本无界限。然而，上世纪50年代我国按岗位培养形成的专业设置、院系划分，无形中使得学术产生了分割。在改革开放后，利益分配单位又被下放到院系层级，成为利益主体后，其排他性更是加深了学科划分的鸿沟。

国际化与本土化

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是我国教育学发展中一个鲜明的问题。

人们印象中，体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名—— 一个较小的学科点作出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是一例。但总体上似乎过于“寂静”。

在“双一流”建设的文件中，是这样表述的：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定规则的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可事实上，能在国际上发表见解或能用外文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的中国教育学者数量并不多。“中国教育学者存在‘先天不足’，还是只能在国内发声，国际影响力有限。”别敦荣说。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高校多介绍国外教育理论，这种情况尚可理解。但是，到了4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教育学著作、文章，教育学人物、观点言必谈欧美。”在别敦荣看来，这一现象很反常。“也说明了我国的教育学尚未形成中国学派，缺少自身的理论、思想以及权威学者、权威学派。”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在题为《“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学的责任》的文章中阐述，跻身一流追求的是一种世界一流的共性和一些普遍的标准和要求，这是第一步。在这个基础上，要追求中国特色。

他举陶希圣先生在中国学校之教育历史的考察中的例子，“要考察中国教育制度及制度影响要看欧美、日本，因为大部分是从它们那里传过来的。而要了解中国教育的特色，深察其实际，就要了解和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研究这些历史文化在学校中的积淀。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启示。”

对此，陈晓宇表示，教育本身作为一项本地化的事业，中国与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因普遍有主流的宗教信仰传统，并没有将价值观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而在我国则情况不同，高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特色，需要教育学者的研究、论证与宣传。“多一些中国特色研究，或许才是中国高教打开世界之门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