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俨(左一)、竺可桢（左三）和席泽宗（左四）等在莫斯科科学史所参加会议留影，照片上的文字为竺可桢所题。

卢嘉锡主编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1981年，在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李约瑟（左一）作报告，席泽宗（左二）等参加讨论。（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提供）

2017年，中国科技史作为一个学科、一项职业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走过了一甲子岁月。以1957年中国科学院创设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肇端，60年来，中国科技史学家肩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认知科技传统、勾勒发展之迹、探求创新规律，为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今天，我们约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技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撰文，鉴往知来。

一、因爱国主义教育而成为重要议题

早在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李俨、钱宝琮、梁思成、刘仙洲、王振铎、钱临照和严敦杰等学者就开始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1937年，李俨还发表了探讨科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竺可桢格外重视科学史研究，对开创中国科技史事业贡献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科学史学家萨顿的课，20世纪40年代与李约瑟也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技史》目录，提到应该有一个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关注李约瑟的工作和解决《人民日报》约请撰写爱国主义教育文稿等问题，并且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设立以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和侯外庐为副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在历史二所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4年8月，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认为，过去西方国家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民族”的思想，对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科技史事业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的鲜明态度及研究古代科技遗产的一个重要动机。

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学科建制化得益于时代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国务院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使科技史研究成为国家科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竺可桢、刘仙洲和李俨等五人还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按照远景规划，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建以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和铁路工程专家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这个研究室在195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58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专业期刊，即以钱宝琮为主编的《科学史集刊》。以上举措标志着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建制化，以及其研究的职业化。

二、学科奠基者提出学术问题和研究范式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奠基者们在《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中基本明确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式：在内史方面，先着重于专史研究；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改进是如何总结“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方法论方面，应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遗产，解决古代有什么科学等内史问题，并且追求“总结出科学规律”。在写成专史的基础上，撰写综合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这部总史并非简单地将专史拼在一起，而应指出主要科学思想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

1958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中强调：“自然科学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各分科在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间的具体内容。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史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纲要》在工作任务中添加了撰写通史、断代史、科学家传记和少数民族的科学贡献等内容。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科技史学家逐步形成了以内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认真考证史实与阐释成就的学术传统。

在外史研究方面，竺可桢曾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但是，基于爱国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动机，不少学者还是热心于讨论中国人先于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么成就，在为中国文化辩护方面把李约瑟看做自己的盟友。

三、科技史学科在新时代开拓新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借时代变革创造的良机，科技史学家积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力求满足社会需求。学科建设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突破，如多所高等院校设立科技史研究机构，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1997年科学技术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理学一级学科。

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变化，可以管窥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态势。

一是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在“科学的春天”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开辟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方向，组织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既可以帮助我国现代化建设者了解现代世界科技发展及其中的经验，又有助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扩大学术视野。此外，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于1987年开始筹划撰写《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2000年组织国内百余位学者，以较大规模研究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编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开创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二是促进学科交叉，开展“应用科技史”研究。首先，1995年筹划“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组织国内同行撰写出20卷本《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这推动了技术史与科技考古、工艺美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了我国文化遗产的科技认知研究；其次，自1999年开始尝试科技战略研究，参与起草研究报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翔实的案例，为建设科学思想库做出贡献；再次，开展科学文化研究，2004年创办“张扬科学理性，倡导批判精神”的《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

三是研究新的学术问题，丰富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编著古代科技史丛书，即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顺利进行，我国学者们在思考如何尝试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范式。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开展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时尝试了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2006年开始加强中外科技交流史研究、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研究，2010年以来重点研究“科技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新中国科技史纲”等学术专题，同时深化文化遗产认知、科技典籍整理、科技与社会、科学传播等方面的工作，以期突破过去的“成就阐释”模式，努力在微观考释和宏观叙事方面有新作为。

展望未来，科技史研究将继续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追求学术卓越。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以全球视野深化多元的研究，尊重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积极调整研究范式，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为将来重构中国科技史奠定基础。在世界科技史研究领域，一方面传播世界科技史知识和国际学术研究新成果；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开展有创意的学术研究，同时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青年学者。我国科技史学家正在推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会使中国更加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