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一批知名高校学报被“踢”出了所谓C刊“核心版”，沦为“扩展版期刊”，包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等。同济校报主编、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在微博上声明，怒斥其中的“潜规则”：“本主编不思进取，更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场。”

所谓“影响因子”潜规则，和论文抄袭、造假和论文买卖潜规则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弄虚作假。要破除“影响因子”潜规则，必须消除我国学术评价的“唯论文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因子崇拜”。

何为“影响因子”？是指一本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特别重视。有的高校在对教师进行论文考核时，明确要求论文要发表在“影响因子”是多少以上的期刊上。为此，我国期刊界也引入了这一做法。在遴选核心期刊时，“影响因子”对期刊是否能入围核心期刊目录具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出现“影响因子崇拜”——学术期刊追求“影响影子”，教师、研究人员发论文要选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了多少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要政绩。

早在2007年，我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对此质疑声不断。舆论认为，论文不能只追求数量，还要追求质量。而什么是质量呢？学界普遍认为，质量是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的次数为零，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如果发表后被引用次数很多，就证明质量很高。这之后，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在对教师和科研人员考核时，不但看论文发表的数量，更要看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以及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所谓高水平论文，就是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

强调“影响因子”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通过提高论文的质量、影响力来提高引用次数，这会减少那些没有任何引用的低水平甚至垃圾论文。可是，我国学者却采取了更便捷的方式——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任何数量考核都是难不倒的。很快大家就发现提高“影响因子”的办法，就是发动自己的同事以及同行朋友互相引用，这简直就是“举手之劳”就能实现多赢的事：自己论文的引用次数增加，同行的引用次数也增加，期刊的影响因子也随之提高。而对于论文被引用，论文发表者所在机构很高兴、期刊也高兴，没有谁会追查为什么要引用，引用参考文献时是不是必要、严谨。

然而，大家都清楚，这是弄虚作假和自欺欺人。尤其当期刊也主动介入其中，把引用次数作为对投稿者的要求（甚至暗示投稿者想办法让朋友和同事引用），采取和兄弟期刊合作方式，把期刊影响因子提高时，这样的影响因子就毫无价值可言。可大家还一本正经地把它当回事，这就如现在的网络投票，很多投票都是请群友刷票，明知这是虚假的，却把最后的投票结果当真的一样。可以说，把学者的精力导向弄数据上，根本无益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同济大学学报的主编针对影响因子低提出了五条“整改方案”，包括“以前所谓学术性、开放性和特色性之类的办刊目标，实属书生乱弹，危害极大”“积极地与兄弟学报和期刊合作，共同把提升学报影响因子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为筹措资金，预留三分之一版面用于发表收费论文”，这说出的就是当前一些期刊提高影响因子的做法，极具讽刺意味。

真正的学术评价是针对论文本身创新价值的评价，这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标准评价论文本身。只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档次）如何，这相当于把学术评价变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也催生论文抄袭、买卖论文、买期刊版面、互相引用提高引用数等学术乱象。国家近年来一直要求对人才进行评价，需要打破唯论文论，这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而必须有实际的行动。（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