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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最近一段时间，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精细化工系教授林中祥在其科学网博客上的一篇博文“火”了。（博文）

林中祥是一个很敢说话的人，他的博文向来也比较容易引起博友们的争论。但这一次，在博文下留言的几十位博友却很少见地几乎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一边倒地支持林中祥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林中祥直言：“由于各种评估与考核的要求，加上诚信的原因，已经让高校的管理进入了高成本与内耗的阶段，甚至与‘八股’有得一比。”

林中祥何出此言？大学的管理模式真的已经到了“八股”化的程度吗？

行政八股与时代特征

林中祥的这篇博文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时至年末，各高校的老师们大多忙于填报各种表格，被各种“年终总结”搞得团团转，而林中祥在文章中批评的便是这种现象。

“各种教学与科研的表格多如牛毛，而且格式上一定要‘八股化’。而且前一道程序不完成，后一道程序走不下去……许多报销与审批签字，都要好几个院长、处长签字，可苦了签字人了，去找领导签字，经常不在。我想大家都会有体会的……学校设了许多部门，他们都要进行考核，老师的折腾，就是他们头上的业绩与光环。”相信林中祥的这番话道出了很多高校教师的心声。

在他看来，所谓的行政管理的“八股化”可以简单概括为对教师管理的机械化和形式化。“以给本科生辅导论文为例，论文课题下达后，要系主任和院长批；之后我们下达任务书，也需要系主任、院长批；然后学生开题报告，导师要批；期中检查时，老师还要把每个学生的论文完成情况写出来，甚至包括他们看了多少文献。但谁会知道一个学生在某段时间能看多少篇文献？这就如同要统计一个人在20天里刷了多少朋友圈。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林中祥的语气很是无奈，而这种无奈显然不是他独有的。

“我校出国开会的手续需要校内九个部门的领导批示才能通过。领导们都很忙，按半天一个独立时间段计，假设每个领导在的概率为50%，您看几天能办完？”一位高校教师在留言中说，“而且这表还必须按顺序签字……”

当然，也有人并不是那么无奈。

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同样也是这种繁琐的管理模式的“体验者”，但相较于林中祥，他对这种现象似乎多了一分理解。

“在大数据时代，全世界都在注重数据的搜集和填报，我们的要求可能繁琐了一些，但这并不只是中国大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的世界共同问题。”别敦荣表示，在数字化时代，有些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不可否认，某些要求甚至有些过分，他本人也为其所累，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事情不必要，只不过是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而已”。

评估压力与谨慎心态

无论是别敦荣的“理解”还是林中祥的“痛斥”，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每个人都承认的，那就是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中，的确存在着程序繁琐的问题。而这种别敦荣口中的“过分”现象也令高校教师很是苦恼。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古鹏是国内某重点高校科研院的院长，在担任院长之前，他也曾长期担任学校的科技处处长。在采访中，他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为管理者的一种“规避责任”行为。

“必须承认，学校的管理部门需要在程序上进行一些规范，至于所谓程序繁琐的问题，其实很多来自于上级管理部门。”古鹏说。

对此，东北某高校组织部工作人员李路的话要更加直白一些。他表示，如果说有所谓“管理八股”的问题，其很多内容也来自于教育部的评估检查。“评估你的时候，只看形式上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就比较繁琐；而高校层面想要不犯错，就需要再提很多额外的要求。最终，所有的压力都到了教师身上。”

对于高校的这种心态，林中祥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谨小慎微。

“既然领导层的评估是在‘挑刺’，那学校的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到不让对方挑刺，但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林中祥说，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刚刚接到领导的通知，根据专家的意见，他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必须要提供真实的证明。他需要到网站上进行截图，之后发到院里，再由院里打印并附到材料中。而在林中祥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谁敢在自然科学基金的问题上造假呢？”

管理者的“谨小慎微”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担心教师“出问题”。正如云南大学教授吴兆录在一篇文章中所言：“大学死死地管住教师的财务、财产、成果，就是担心一旦出了问题，学校要担当责任。为了少负或者不负责任，就要制定出很多有理或无理的管理规章，紧紧地管住科研人员；为了彰显成绩，就随意地散发要求，让科研人员去完成本应该由行政管理者完成的成果数据采集工作。”

网络建设与人员配置

采访中，别敦荣还谈到了高校管理中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同样一些情况，仅仅因为几个部门都需要提交，就需要教师多次填写，造成重复劳动，也浪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别敦荣看来，这是管理部门的工作不到位，因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难，比如，可以借鉴校园一卡通的形式。

“一张校园一卡通，可以用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网络化的手段，实现多部门的信息共享，从而为大家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呢？”

别敦荣的这一主张和古鹏不谋而合。

“我们需要加强校园信息化建设。”古鹏说，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由于信息化系统相对比较完善，在管理方面的好处已经显现出来。“比如承担一个项目之初，我们要到信息系统填写一些信息，这些工作只要前期完成，在检查项目时，不同管理部门都可以到系统中查阅和调取信息。”他说，管理系统只要做得完善，就很少出现“折腾”老师的情况。

然而遗憾的是，在外出开会时，古鹏也曾听到过老师抱怨。在那位老师所在的学校，教务系统、财务系统、后勤系统等重要管理系统都是由不同公司开发的，有些系统甚至允许使用的浏览器都不一样。如此，对老师们产生的不便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建议加强信息化建设之外，别敦荣也提到，目前高校教师被各种行政事务所干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身边缺少一位专门从事行政事务处理工作的行政秘书。“这是一种在国外很流行的方式，大学教授的很多事务性工作可以交给专门的事务性人员处理，而我们似乎缺少这样一种岗位设置。”他说。

在采访中，也有高校教师回忆，在去东京大学访问时，接待他的教授一个人配了四个秘书，分别负责不同事务，连接待来访人员都有专人负责。这让他十分羡慕。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的科研团队也有自己的行政秘书，但这种“秘书”常常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他们只是教授团队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私自”雇佣的，其身份没有任何保障。而在别敦荣看来，行政秘书的岗位是需要学校和教授共同设置的。“学校要有基本的配置，如果教授项目经费充足，也可以聘用更多行政事务性人员，这才能保证教授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和教学。”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虽然对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的弊端很是不满，但对于那些行政管理人员，林中祥反倒是有些同情：“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对此，他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当前高校僵化、繁琐的管理模式是一座困住高校教师的囚牢的话，那么管理人员便常常要充当一个“牢头”的角色。“‘牢头’是不敢轻易给‘犯人’自由的，因为如果那样做了，他们也会收到惩罚。”

事实上，也经常有行政人员在要求林中祥填写一些并没有必要的表格时，很是歉意地对他解释：“林老师，我们必须按要求做，否则我们要担责……”

正因为如此，林中祥表示，给高校老师们“自由”，最重要的是上层管理部门给予学校一定的自由空间。只有这样，学校层面才能将这份自由空间传导到教师层面。

然而，如果有了这样的“空间”，另一个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老师们会利用好这份空间吗？至少别敦荣是有怀疑的。

“依然以给本科生辅导论文为例。”别敦荣说，不可否认，目前管理层对这项工作的管理程序有相当程度的“模式化”倾向，这当然也不利于老师的工作和学生的教育，但如果简化这些程序，又会有多少老师能够踏踏实实地为本科生辅导论文呢？一旦某些“条条框框”被除掉，老师们的责任心又能否让他们“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他看来，适当地简化程序当然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自下而上”地提升教师群体的职业素养。“教师职业素养提升上去了，一些要求和考核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别敦荣说。（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