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1911—1987）

畜牧兽医教育家、科学家，中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之一。1911年6月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22年入雅礼中学就读，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1936年和1938年分别获得了柏林大学医学和兽医学双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江西省兽医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1946年赴兰州筹建国立兽医学院并出任院长。1949年后，继续任院长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局）副部（局）长、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蒙冤，先后在中国农科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兽医研究所、兰州兽医研究所工作，1979年调任江苏省农科院任研究员。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胡云安陈贵仁赵西玲

饱学之士娃娃教授

盛彤笙祖籍是江西省的永新县龙门镇盛家村。祖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书香之家，后来家道中落，其父在湖南长沙一所教会办的雅礼中学当了名小职员，盛彤笙1922年小学毕业后，即随父在这所学校上中学，上课的大多是美国教师，用的课本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地理外，其他课程全都是英文教本。雅礼中学这段严格的训练，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和文化功底。

1928年，盛彤笙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他以常人无法可比的学习劲头，三年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同时又考入上海医学院学医。这是一所典型的英美式学校，几乎全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上课的大多数是外籍教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淘汰率也很高。在上海医学院读完三年级，还差两年毕业时，遇上原籍江西招考公费留学生，盛彤笙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1934年盛彤笙赴德国留学，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他以过人的天赋和刻苦精神，从德文字母开始，学习新的语言，到柏林时已初步能用德语会话。入学后，他先用两年时间学完医学，1936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两年又在汉诺威兽医学院学习兽医，通过了兽医学博士论文答辩。

1938年，盛彤笙在德国学业有成，已是精通英、德、俄三种语言，取得了医学、兽医学两个博士学位的饱学之士。以他的才学可以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找到一份条件优越、待遇优厚的工作。但在欧洲的留学使盛彤笙看到了畜牧业对强壮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感自己的同胞终生劳碌，每人所能享用的资源却极其有限，民众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非常困乏的状态，民族的健康尤其蒙受了很不利的影响。学业有成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山河破碎的祖国，兴办教育，传播知识，培养人才，造福民族。

盛彤笙回国后，先后在江西省兽医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执教，1941年来到中央大学。当年中央大学有一批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授，如盛彤笙、翁文波、胡祥壁、汤逸人、黄玉珊等人，均未满30岁，他们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充满朝气和活力，学生们戏称之为“娃娃教授”，而盛更是其中的“娃娃教授头”，名满全校。

创业西北兴学强农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布手令，行政院761次会议通过，决定在甘肃兰州创办一所国立兽医学院，以开发大西北的草原资源，发展畜牧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点将，盛彤笙教授来到兰州，开始筹建我国唯一的独立兽医学院。在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鼎力支持下，整个办学从延揽师资、招收学生、设置课程、筹措经费、修建校舍、购置仪器、厘定章则等一应大小事务，都在艰难中有条不紊地进行。仅两、三年时间，就在黄河之滨的小西湖畔建起了一座雄伟壮观的教学楼——伏羲堂，聘请了十几位留洋博士，仪器设备也初具规模，一座世人瞩目的高等学府——国立兽医学院出现在甘肃兰州。在当年的亚洲，也只有日本东京大学、菲律宾马尼拉大学、印度德里大学这三所大学设有兽医学院，而独立设置的仅此一家。

新中国成立后，盛彤笙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西北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对学院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经常激励同学们：“我们学习兽医科学，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产量，使全国同胞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让全国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双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业之惠，做一个健康强壮的中国人，做一个有尊严有品位的中国人，希望同学们坚韧勇敢地担当起来。”

1950年盛彤笙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工作繁忙，但他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多次从西北畜牧部、教育部为学院争取科研和基建经费；每年都在开学和期末到学校来安排工作，在开学典礼上和学生见面、讲话，勉励他们为畜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党和政府也极为看重兽医学院这份家业。1949年10月1日，既是开国大典又是兽医学院3周年校庆，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张宗逊上将一早就来到学校，和师生一齐“国校同庆”。1950年12月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在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之时，参加首届学生的毕业典礼，称“盛彤笙是我们甘肃的宝贝”，勉励毕业生要为农牧民谋幸福。更为难忘的是，1951年8月28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习仲勋副主席在参加甘肃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后，专程来院视察，称赞兽医学院是“大西北的瑰宝”，政府对兽医学院寄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为西北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同时，政府对学院所拨办学经费逐年增加，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齐聚在伏羲堂前，整个学院人才济济，仪器设备充足完备，招生人数不断增加。1953年还在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开始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学院成为亚洲第一流的畜牧兽医高等学府。1956年，苏联派驻中国的农业部专家组组长、莫斯科兽医学院院长叶尔绍夫曾经说，“我考察了中国十多个兽医专业教育机构，包括南京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其前身为中央大学兽医系，曾经拥有中国第一流的兽医师资和设备，培养出许多人才。但我考察后认为，唯一与莫斯科兽医学院相当的，是兰州小西湖的那个小小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

正当一展抱负之时，1957年盛彤笙被无端打成右派，并撤消一切职务。一年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迁到武威黄羊镇，组建成了新的甘肃农业大学。但盛彤笙创办的这所立足于大西北的畜牧兽医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12年中，开办大学本科、专科以及各类短训班、民族班、藏训班、轮训班共50多个班次，培养本、专科及硕士研究生及各类短训人员2000多人。在畜牧兽医人才奇缺的大西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1954年《人民画报》十一月号以及《西北画报》1954年第三期，都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作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向国内外作了专题介绍，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学界泰斗惠泽苍生

盛彤笙学业精深，学贯中西。留学期间，他曾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世界家禽会议和在瑞士召开的第13届世界兽医会议。1941年来到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相对稳定的环境，使他能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当时成都地区的水牛流行一种不能站立、四肢麻痹、腿部皮肤温度低的疾病，农民称之为“四脚寒”，给养牛农户造成很大损失。在当时既无经费又无设备的困难条件下，盛彤笙通过实地调查和病例分析，并查找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我国川西一带流行的水牛“四脚寒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脑脊髓炎，发现了一种新病毒，成果在全球顶极刊物《科学》上发表。这在当时犹如一道闪电，划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夜空。

解放前，国内自己的兽医专业教材不多，在中央大学任教的5年，他先是将从德国留学带回的显微胶卷，译出Kelser教授所著《兽医细菌学》；他还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兽医细菌学实习指导》和《家畜尸体解剖技术》，作为畜牧兽医专业教材。他与剑桥大学教授朱晓屏合著的《兽医细菌学实习指导》，被各大学或农学院的畜牧兽医专业选用，两年中再版3次。1942年，他受命主编刚刚复刊的全国性《畜牧兽医月刊》，同时还担负《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讯》《中华自然科学社社闻》两种刊物的编辑、发行工作。在抗战期间畜牧兽医读物贫乏的情况下，为同道提供了发表科研成果和交流国内外科学情报的园地。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看重盛彤笙的才学，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的推荐下，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六次签署任命书，对盛彤笙委以重任。其先后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局副局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在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选为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会长，一级研究员。

祖国的大西北幅员辽阔，草原广袤，历来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但由于畜牧兽医事业极为落后，许多疫病如牛瘟、马鼻疽、猪霍乱、羊痘、鸡瘟、各种家畜的炭疽和出血性败血症等，几乎年年在各地流行，重创了畜牧业的发展。作为西北畜牧部当时的专业领导，在任期间，盛彤笙多次深入牧区，调查研究，奔波在疫病防治的第一线。他赴青海指导羔羊痢疾的研究；在宁夏和甘肃取得了牛瘟、炭疽、出血性败血症、疥疮等疫病防治的突破；赴陕西汉中指挥了围剿口蹄疫的战役；组织西北各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家畜寄生虫防治，逐步扭转了羊只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面。他最早提出了“贮草备冬、划区轮牧、改良畜种”的主张，在西北牧区同时大规模推行，使畜牧业生产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许多衰败的草地也恢复了水草丰美的勃勃生机。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被习仲勋、张治中等西北局领导誉之为“我们的大学问家”。

从1949年底开始，盛彤笙就在兽医学院多次举办防疫人员训练班，培养基层防疫干部，为当时防治和扑灭牛瘟、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在各省专业人员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配合下，1950年扑灭了甘肃河西的牛瘟；1951年，在青海对牛群进行大面积的注射牛瘟疫苗，阻止了牛瘟向内地的传入；1951年在宁夏开展了大规模的绵、山羊寄生虫防治；多次在甘肃境内开展了扑灭猪瘟、口蹄疫、炭疽、猪肺疫等重大战役，到1958年底，西北地区基本上控制或消灭了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

1954年大区撤销，盛彤笙调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主持筹备工作。在他们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5个研究单位和中科院图书馆兰州分馆相继成立，一大批科技人员也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兰州。根据他的意见建立的兽医研究室，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中兽医研究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科学大家远见卓识

盛彤笙作为一个科学大家，总是能以他那深邃的思想和那渴望国家富强、心系百姓疾苦的宽阔胸怀，以非凡的目光和远见卓识，洞察和预见未来，看清历史走向，指明前进目标，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一成立，盛彤笙就以一个专家特有的责任感，于1949年10月邀请在兰州的畜牧兽医界人士座谈，提出了10条西北畜牧兽医工作的方针和措施，分别向中央和西北局进言。主要有：请在西北人民政府中设立畜牧部，西北各省人民政府设立畜牧厅，各县人民政府设立畜牧科；召开全国畜牧兽医业务和教育会议；请在西北增设毛纺厂，或令津沪毛纺厂迁来西北；请在甘肃增设洗毛厂和洗鬃厂；设置兽医防治网；筹建乳肉罐头工厂及冷藏运输机构；厘定各种畜牧兽医法规等。这些建议与政府的思路不谋而合，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设立了畜牧部，西北各省也相继设立了畜牧厅。此后，国家在西北建设了多个毛纺厂、冷库；省、地、县建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系统。这些前瞻性的建议，几乎都陆续被采纳而变为现实。

盛彤笙针对六亿人民搞饭吃还难以解决温饱的现状，另辟蹊径，于1963年在北京全国农业科学规划会议、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提出向畜牧业进军，丰富我们的肉、蛋、奶等食品，改进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使蛋白质的需要趋向于满足，营养水平才会显著提高，体质将大为增强，吃饭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希望重视发展南方山区畜牧业，以促进农业早日过关。可惜这些意见未能被接受，直到1983年，西北广大地区和南方山区开展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才被认可。这时，距他提出建议之时已过了整整20年。

1973年在兰州召开了一个全国兽医规划会议，盛彤笙独具慧眼，根据我国生产、生活情况及世界畜牧业发展的趋势，在会上提出了80年代应重视发展城市畜牧业，在城镇周边建立较大型的奶牛场、养猪场、养鸡场等，特别是发展生长期短、肉质增长速度快的养禽业，增加食物中肉、蛋、奶的比重，改善人民生活，提高身体素质。改革开放后畜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养殖业的兴起，无一不证明盛彤笙当年的真知灼见。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针对我国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上存在的思想阻力，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挑战传统的“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公开提出畜牧业产值达不到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盛彤笙指出，我国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现在远远没有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他反对当时流行的“粮食过了关再发展畜牧业”的说法，力排众议，认为中国人的动物性食品消费量属于世界最低行列，而粮食消费量属于世界最高行列之中，粮食越吃越多，而乳肉越来越少，陷于恶性循环。因此，在树立“大农业”和“大粮食”的观点的同时，还应当树立“大畜牧业”的观点，力主加快畜牧业的发展。他的这些前瞻性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和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情操高洁为霞晚岁

以盛彤笙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以他孜孜以求的工作精神，完全能在发展国家的畜牧兽医事业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谁知1957年夏，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年5月，《光明日报》派记者到兰州来点火，盛彤笙抱着帮党整风的良好愿望，直话直说地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疑惑，却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多次遭到批斗。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撤销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职称，仅改任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工资由科研一级降为科研三级。1957年10月，盛彤笙随同他所创建的兽医研究室，从中科院西北分院分出，并入中国农科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第二年，又到新成立的中兽医研究所工作，后并入兰州兽医研究所。在“文革”中，盛彤笙再次受到冲击，被游街、批斗，并以“特务”的名义关进了牛棚，受到反复审查，受尽屈辱。

坎坷的岁月没有动摇盛彤笙对祖国、对事业的赤诚，他忍着心中的苦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默默奉献，在艰难岁月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从1959年起，尽管他当时头上还顶着个右派的帽子，连自己的著述都不能署名，但在夫人邹东明的配合下，开始了翻译德文兽医经典名著《家畜特殊病理和治疗学》。在兽研所一座潮湿阴暗的土坯小院里，在昏黄的灯光下，常常是盛彤笙口译，邹东明笔录，夜以继日，历经数年，终于将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作译成中文，上卷名为《家畜传染病学》，下卷名为《家畜内科学》，这是盛彤笙对我国兽医学的一大贡献。“文革”期间，盛彤笙尽管关“牛棚”，挨批斗，仍翻译了东德贝尔等合著的《家畜的传染病》一书。“解放”前后，盛彤笙翻译各种文献资料上百万字，其中一部分在兽研所编辑出版的《兽医科技资料》上刊载，为全国的畜牧兽医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参考书籍和信息，这在思想禁锢的年代，的确意义非凡。他的书稿因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字功底、流畅的文笔为出版家和同行称道。

1979年，盛彤笙调任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中科院恢复了他的学部委员职务，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小组召集人。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还批准他“按副省长级待遇”。此时他虽然体弱多病，但非常珍惜这一宝贵的工作机会，向组织表示“俾能奋其余生，为四化尽其绵力”。1979年，他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兽医学部分。同年，他还主编了《中国畜牧兽医词典》。同时，审校了《德汉动物学词汇》。为了确保著作的质量，他翻阅了大量中外资料求证，逐字逐句地推敲。在审核稿件时，必须找到各个辞条的原文，一一仔细订正，有时为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术语，书信讨论往来竟达7次之多。为了科学术语的准确统一，他唯恐打印工人不熟悉外文及拉丁文，就自己刻蜡板，油印后又亲自到邮局投寄，经常步履蹒跚地行走于家中与邮局之间，前后亲手发出300多份信件。一个中科院院士、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就这样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将手中的每一件事都做成经典，做到极致。

盛彤笙一生历经磨难，积劳成疾，于1987年5月9日去世，终年76岁。新华社以《著名兽医学家盛彤笙在南京逝世》为题发专电报道。他的人生谢幕了，但他的精神却长留人间，在一切他工作过的地方，永远珍存着他的精神、智慧和英灵。

（胡云安，甘肃农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贵仁，甘肃农业大学原兽医系党总支书记、校工会主席；赵西玲，甘肃农业大学原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20世纪50年代盛彤笙与妻子邹东明及儿女合影

▲20世纪50年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时的工作照

▲20世纪40年代末盛彤笙（中）与总务长常英瑜（右）、教师谢铮铭在国立兽医学院交谊厅前合影

忆盛彤笙院士在兰州最后八年的一些往事（节选）

■张遵道

盛彤笙离开兰州前的最后八年时光，是在地处兰州市黄河北徐家坪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度过的。而这个很有名气的科研机构的前身，正就是上世纪50年代盛先生任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局副局长时，倡导并安排筹建的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1970年，“文革”浩劫鼎盛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遭遇灭门解体之灾，院属京外各研究所一律就地下放，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改名甘肃省兽医研究所，由省革委会农牧局领导。机构调整中，盛彤笙夫妇便随着当时的业务办公室（后改为科研管理处）迁到徐家坪所部上班，家仍住在黄河南的小西湖分部，每天搭乘所里的通勤班车，早出晚归，中午在专为他们安排于招待所的一间客房内吃饭、休息。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文革”风暴将国内已艰辛建立起来的兽医防疫网络几乎全部摧垮，难以预防和控制多种畜禽烈性传染病的暴发与传入，在我国长江中下游一些省的猪只比较集中的养猪场和商品生猪转运站，率先暴发了一种猪的发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其特征和临床表现与猪口蹄疫难以区别，间或也见感染人的报道。此病蔓延很快，一时波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给养猪业带来很大威胁。1972年以前曾将它命名为猪疑似口蹄疫病，但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此病仅发生于猪，并不感染牛、羊等偶蹄动物，也无明显的季节性，而且但凡是猪，不同品种、年龄都可感染发病，经实验室检测，发现它与国内当时保存的四型口蹄疫病毒均无血清交叉反应。其实，作为一位著名微生物学家的盛彤笙研究员，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与此病有关的各种信息，凭着他的专业敏感，认为将其定性为口蹄疫病值得商榷。他查阅大量国外文献发现，1966年欧洲的意大利、英、法、德、奥地利等国家，亚洲的日本及我国香港地区，都曾发生过类似猪病，而且意大利、英国的兽医科学家作过较详细的研究，初步认定是由一种肠道病毒引发的新的猪传染病。便立刻翻译撰写了《由一种肠道病毒在猪所致的口蹄疫症候群》《香港猪的一种水泡性疾病与口蹄疫的鉴别》《英国猪水泡病流行的初步研究》《猪水泡病毒与B5型柯赛奇病毒的血清学关系》《猪水泡病毒分离物之间的抗原差异以及它们与B5型柯赛奇病毒的关系》《猪水泡病》等多篇文章，见诸于《兽医科技资料》。及时送来可以击玉的他山之石，无疑对本所有关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和探索思路，起到了导误、启发和助推的作用。很快，经兰州兽医所科研人员与北京大学生物系专家的协作研究，终于查清了引发此病的并非口蹄疫病毒，而是一种应划入微小核糖病毒科肠道病毒属的一种新病毒，且与属内的人类柯赛奇B5病毒特性十分一致，并成功地从试验猪的粪便中分离出了柯赛奇B5病毒，说明该病毒可在猪体内繁殖。这个结果与盛先生提供的资料和判断非常吻合，此病便被正式定名为猪传染性水泡病。只要元凶找到了，就必然有办法制服它，经科研课题组的反复试验，1975年研制成功了“猪传染性水泡病组织培养弱毒疫苗”，对预防、控制乃至扑灭猪水泡病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宣告中国大地科学春天的到来。兰州兽医研究所的“猪传染性水泡病疫苗研究”等5项重大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项殊荣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引以自豪，写入史册，但再也难听到有几个人能提及当年盛彤笙院士曾为之作过的贡献！就像一群探险求索的人陷入穷途，任何一个小小的点拨或者启发，往往可能就是取得丰硕成果的开端。但常见到的却是人们在摆脱困难、闯过难关、到达目的后早就忘却了那个指路者一样，盛先生的这份不朽之功，恐怕也就被忘却得干干净净！

（张遵道，中国农科院原中兽医研究所及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兽医科技》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