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来源于华中科大官网

和许多中国孩童一样，《静夜思》是杨叔子学会的第一首诗。

1938年，日本侵略者逼近江西湖口，5岁的杨叔子跟着家人逃难途中，父亲杨赓笙将诗中游子思乡之情化作山河破碎的悲愤，嘱告年幼的杨叔子一句一句铭刻在心，奋发图强。

大半个世纪过去，杨叔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他开发出国内第一个信号处理系统，出版国内第一本“基于知识的诊断推理”的学术专著，发表国内第一篇智能制造的学术论文，47岁成为湖北省当时最年轻的两位正教授之一，成了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位院士。

他还被称为国内高校领导人中人文素质教育第一人，在大学校长任上掀起的“人文风暴”，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大学生。

杨叔子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传统，没有人文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

见证今天许多青少年的浮躁和压抑，这位耄耋老人更加笃定自己的这一人生信条——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交融，两翼齐飞，不可或缺。

破格录取的偏科少年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是杨叔子幼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杨叔子随家人辗转各地，没有条件去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身为革命元老的父亲杨赓笙亲自授课，教杨叔子和哥哥杨仲子念古文，读古诗，用《诗经》《四书》《唐诗》《古文观止》等传统经典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底。

抗战胜利前夕，只上过一年小学的杨叔子跳级进入江西中学。后来杨家重返家乡湖口，杨叔子也转回了湖口初级中学。

一心向学的时光里，也有过少年意气。

化学课上，有些调皮的杨叔子被老师批评：“杨叔子没有化学头脑，学不好化学。”他从此就不好好学化学了。

中考时，杨叔子投考了九江市同文中学，险些落榜：他的语数外成绩几乎满分，但是物理化学不及格，其中化学只考了可怜的25分。

杨叔子后来得知，之所以录取他，同文中学的考官看到他几近满分的语数外成绩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语数外学得这么好，物理、化学会真的差吗？”

果不其然，学校里你追我赶，拼学习比成绩的气氛感染了他。到第一学期末，他的成绩已经跃居班上第二名。

让杨叔子无限感慨的是，多少年后，即使是已经做了大学校长的他，遇到和自己当年情形相仿的学生，想帮一把，却有心无力，“今天的硬性标准不能扬其长避其短，牺牲掉了一部分有禀赋的孩子”。

在同文中学读完高一后，南昌解放，刚满16岁的杨叔子又考入了南昌一中。

“因为经常转学，春季转秋季，秋季转春季，我中学前前后后念了8年。”动荡岁月拉长了杨叔子的中学生活。

尽管就读的都是当地名校，但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往往一点米饭加几个辣椒就打发一餐。然而，“弱国弱民”的年代，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报国之心也愈发炽热。

其时，老师不多，却德艺双馨。所有领导包括校长，有些是欧美留学归来，都必须亲自授课，“一片赤忱”。

同文中学数学老师黄问孟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不到30岁，上课总是一身旗袍。教室里有一点儿不安静，她就不讲，但讲起课来，有条有理，重点突出。考试时，常常在黑板上写下“光荣考试”就飘然而去，却从未有学生作弊。

南昌一中校总务主任吴子彦老师“煮床”的轶事，杨叔子至今难忘。学生寝室卫生条件差，木床里面臭虫多，咬得学生难于入睡。吴子彦掏钱买来砖石、水泥，与工人一起垒起大灶，架上大锅烧水“煮床”，才把臭虫彻底消灭。

“独立思考在中学就要养成”

1952年，国家百废待兴，怀揣工业报国梦，数学成绩总是第一名的杨叔子报考了武汉大学机械系，院系调整时，该系并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初入大学，教学环境宽松自由，不少习惯了中学课堂灌输式教育的学生突然“一切要靠自己”，有些无所适从。杨叔子却游刃有余，“因为我在中学时就已经建立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了”。

“很多人认为大学学习要靠自己，中学则有老师在就行，这样的观点有问题。”杨叔子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战胜数学这个拦路虎，是杨叔子独立思考的启蒙。

直接步入高小，因为只会“子曰诗云”没有学过算法口诀，杨叔子数学经常只考几分，“加法马马虎虎，减法迷迷糊糊，乘法稀里糊涂，除法一窍不通。”

而进入中学后，数学成了杨叔子最拿手的科目，也对他日后学科交叉的科研创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杨叔子常借《中庸》里的这句话来自勉。

在这个从小背诗拼不过哥哥老是被打的科学家看来，思考能力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后天的勤奋最重要”。

在国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年代，睁眼看世界需要充分地掌握外文知识。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同事们至今自叹不如，每次和杨叔子一起坐火车出差，晚上车厢内的灯熄了，正在背单词的他没有停下，拿起单词书径直走到了厕所门前，借着门口微弱的光线继续背了起来。

艰辛的付出让杨叔子几乎成了一本“活字典”，别人不认识的单词，他张口即出，先后掌握了英、俄、德等多门语言。

精通外语使得杨叔子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叔子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工程与自动化、计算机技术的融合前景，在中国最早一批提出了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中学文理分科培养的是1／4的人”

1994年，一封在校学生的来信吸引了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的关注。

这位同学在信中提出一个困惑：为什么中国大学生英文考试不及格，拿不到学位证，但他们写文章，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造句不通，文章不顺，照样拿学位？

杨叔子将这封信带到了校长办公会上。

在他的提议下，一个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决定诞生了：不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合格者不予颁发学位证书。同时，系列人文讲座也在他的倡导下开始创办。

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由此发端，并迅速席卷全国，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纷纷加入人文素质教育的大潮。

多年后回顾，这封来信是“天赐良机”。杨叔子早已痛感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和人文素养的缺失，尤其是在理工科为主的高校内，问题尤为突出。

在美国访学时，一位美籍华人的喟叹让杨叔子记忆犹新：“大陆来的留学生ABC很好，XYZ（指数学）很好，可惜不太了解黄河、长江，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对《史记》《资治通鉴》都不怎么了解。”

这番话与杨叔子多年的观察正相契合。

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是错位的，学校和家长眼中盯着的都是北大、清华，是上重点大学，却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孩子们从小被送去培优班，幼儿园学小学，小学学中学，中学学大学，到了大学再来教孩子不能打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杨叔子一直在公开呼吁取消中学文理分科，改革中小学课程体系，开展素质教育。

“文理分科培养出的是1／4人，甚至是1／8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在许多公开场合，杨叔子都毫不留情地直陈其弊，“分科太细，甚至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如何能有交融和创新？”

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博士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严格要求，就是博士论文答辩前要先背《老子》，后来又加上了《论语》的前七篇。

这一“另类”要求也给杨叔子带来了不少争议，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浮躁、焦虑和压抑，他坚信自己是对的，“背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浮躁的心宁静下来，让人的精神升华起来”。

杨叔子坦言，这其实是在补中学，甚至小学的“课”。多年奔走大学、中学讲坛，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那就是“要先育人，后制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