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讯（记者 胡珉琦）还有不到70天的时间，美国大选已经开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从每次大选拉开帷幕之时起，关于候选人内政、外交的选举政策分析总是舆论的焦点，它们具体涉及就业、税收、基建、贸易、移民等，而很少有人关注，政客们在科学问题上，例如气候变化、教育、生物医药等方面的主张。科学问题与政经议题相比，孰轻孰重，似乎一目了然。

2008年，一个如今包括了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美国国家工程院（NAE）、美国国家医学院（NAM）、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USA）、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等56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科学辩论”联盟正式成立，目的就是打破政客们对科学问题的沉默。今年，他们再次向总统候选人提出了20个科学相关问题，希望他们表明立场、予以回答。

这可以认为是联盟在争取为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代言，但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在科学传播与决策中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和“参与”的模式。

20个科学问题清单

在“科学辩论”联盟看来，这是一个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时代。但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从来不会在竞选过程中太多提及科学、研究和创新。

今年，联盟从每个参与机构的成员所提交的约400个问题中挑选出了20个组成问题清单。这些问题中，有三个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其余涵盖了科研投资、海洋健康、核能、清洁饮用水、太空探索、疫苗、教育、互联网等领域。

不难发现，这些问题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基础经济密不可分，还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早在联盟成立之初，它的目标是希望候选人参加专与科学相关问题的现场辩论，以便帮助选民做出选择。遗憾的是，过去两次大选都没有实现。最终，候选人是对其中的十几个问题作出了一些回答。因此，今年它还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提出问题，并希望从每个竞选组织获得书面答案上。

目前，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在竞选网页上推出了相应版块，表达她对气候变化、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医学研究、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科研投资等问题的态度。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则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科学辩论”联盟此前承诺，将会公布每位候选人的答复，他们也希望能迫使候选人在最后3个月的竞选中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科学问题越来越重要

上个月27日，英国《自然》杂志曾经报道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政策以及干细胞研究等科学领域所持有的不同的态度。

今年三月，特朗普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再次否定了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说法。由他提名的竞选伙伴迈克•彭斯也是典型的保守派，他曾拒绝实施奥巴马推行的对抗气候变化的计划，也曾强烈反对奥巴马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决定。

然而，希拉里团队更看重科学与创新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影响，她曾明确表示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环境方案，比如对石油巨头展开调查，对气候变化进行深入研究，许诺大幅增加太阳能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等。这显然与认为化石能源才是王道的特朗普大相径庭。

但是，这些关于科学议题的不同主张是否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是否会左右公众的内心，从而影响选举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近日，发表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回顾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的竞争就会发现，小布什对待科技的认知和态度与今天的特朗普如出一辙。例如，他当选总统以后，宣布美国退出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加强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设限等。

戈尔则是环保和减排温室气体的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后来他甚至凭借一部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这样的戈尔并没能在大选中能够获得青睐。

科学问题恐怕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超越那些传统的政经议题占据公众最主流的视线，但正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所说的，这些科学问题正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影响到国家经济和一国的政治形象，它们势必会比过去得到更多政客和公众舆论的重视，这个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对话”的模式

事实上，在刘兵看来，“科学辩论”联盟的做法可以提供的价值在于，它又尝试了一种新的在科学传播与决策中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和“参与”的模式。

“科学辩论”不仅仅代表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他们更希望借此面向广大的公众和媒体，鼓励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去询问这些科学问题。

“帮助非科学界的、民间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得到传播，是当下科学问题的传播与决策中很重要的内容。”刘兵说。

英国是倡导“公众理解科学”最典型的一个代表，英国皇家学会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的一项核心活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介绍，其中“皇家学会对话”是“社会中的科学”项目的主要活动之一。

它包括了每年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论坛，讨论有关科学或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近年“皇家学会对话”的主题内容包括信任科学、遗传测试、计算机信息安全、遗传药理学等，这种对话形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论坛，通过论坛科学家、公众可以相聚到一起分享和交换意见，为科学政策和决策制定提出建议。

目前国际上呈现了诸多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方式。比如，一种流行于欧美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共识会议”。在这种模式里，作为外行的公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专家的专业化讲解了解相关知识，并且在互动中提出共同关注的、有争议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由参与公众围绕这些问题自主地阐述观点和展开讨论，在理性争辩中达成共识，进而对决策产生影响。尤其在丹麦，“共识会议”受到直属丹麦国会的技术委员会的支持和配合，其报告可以直接提交国会，真正对技术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对话方式是多样化的，但能否成功，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相互尊重和理性争辩的文化氛围，二是支持形成良好对话氛围的程序及规则。所以不是随便拿来一个名称用就能够达到对话目的的，就像多年前政府的‘听证会’。”李真真表示。

“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培育起一种在决策者、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可以理性表达的协商机制。”她坦言，“协商强调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理性的争辩，这是需要训练和养成的。在这个充满了争议的时代，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

在受访专家看来，尽管国家间社会、政治背景有所差异，但决策者、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具有开放性的对话的需求是共同的，我们应该为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对话”模式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