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关心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种动物？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来保护它们？

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极也是最原初的问题。

过去，生态学家也许会这样回答你：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物种数量愈多，该生态系统愈稳定，生产量也愈丰富。但现在，他们会用经济学家的视角告诉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是非常值钱的，反之人类的损失会非常惨重！

■本报记者 胡珉琦

这个暑假，导演陆川联合迪士尼纪录片团队把雪豹、川金丝猴、大熊猫这些“诞生在中国”的珍贵物种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口碑爆棚。

也许有一天，当它们面临生存危机时，我们多少会在意，因为至少，我们对它们有所了解了。然而，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知之不详显然是不行的。

这已经不是单纯依靠对物种保护、栖息地保护就能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年代了，而是要从根本上让那些从事生产的、发展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参与到自然保护中。这几乎是人类与自然可能赢得未来的唯一的办法。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专家，分享现在他们所认识和正在实践的对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新理念、新的发展趋势。

没有监测就没有保护

8月15日，中科院院属17个研究所的45位科学家齐聚在中科院植物所，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正式启动运行。只是，这个已经筹备了6年的重要项目并没有引起太多舆论的关注。

之所以说这个项目很重要，是因为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7条规定，履行编目和监测需要保护的重要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是一项明确的义务。

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马克平一直致力于国内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发展。他说，只有做好了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估，才有可能准确地了解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空间分布、重要物种种群的动态变化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判断哪些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哪些具有最大持续利用潜力，哪些人类活动可能对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简言之，生物多样性监测是制定和实施针对性保护策略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20世纪末开始，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建立就已经成为国际上生物多样性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编目和监测是发展的基础。但是，直到2009年，中国环保部在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中还明确指出：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明显滞后于保护需要。

今年7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青海省林业厅联合举办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陈宜瑜等专家坦言，相关研究缺乏长期数据的支撑是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马克平认为，这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比较低的一个重要根源。“监测体系的缺乏，直接导致我们对保护对象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掌握不清。”

而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的目标，正是通过多种方法从整体上对生物多样性变化开展长期的监测与研究。

整套系统将包括10个专项网和1个综合监测管理中心。前者包括了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昆虫、土壤动物、森林植物、草原荒漠、林冠以及土壤微生物；而后者主要负责组织制订和监督施行监测规划、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等，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生态系统或生境的遥感监测，特别是通过激光雷达和高光谱技术等开展样区的近地面遥感监测，为各个监测专项网提供生境和生态系统可视化信息。

据马克平介绍，目前，监测网络已经在试点区域连续采集数据，并显现出作用。

从2014年5月开始，浙江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与中科院植物所合作，建成自然保护区全境网格化监测示范基地。科学家把整个保护区划分为93个1千米×1千米的调查方格，每个方格内放置1台红外相机。每四个月将这些红外相机换至同一方格内的新位点，一年调查时间内单个方格调查3个位点，所有位点间距大于300米，以此准确记录在不同季节、坡度、植被情况下，兽类的活动情况和种群变化。

两年多的数据积累，科学家发现，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麂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南部，这意味着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南部。再比如，同样是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白颈长尾雉，在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都有很多个体分布，这就需要保护区在保护这一物种时尽可能扩大范围。这就是监测为空间管理提供重要参考的例子。

在西双版纳，森林林冠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监测也很有代表性。它以森林塔吊为主要平台，塔吊工作高度可达80米，工作臂长60米。塔吊下对应着1公顷圆形辅助样地，科学家只要登上可升降的吊篮，就能对该区域内所有林冠生物进行监测和研究。

除此之外，通过卫星追踪技术监测大型鸟类迁徙，对其迁徙路线，停歇和繁殖地点的清晰掌握，非常有利于鸟类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布局调整和完善。

在采访过程中，马克平也希望，作为一个院属项目，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能争取融入到国家平台和基地的策划中去，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保护区转变成经济上的资产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理念从一开始是以物种为中心的，于是过去常常可以看到吕植与大熊猫、解焱与东北虎、张立与亚洲象这些故事，他们像战士一样，去研究和守护这些物种免遭灭绝。

后来，他们发现，单纯保护物种无济于事，保护这些物种的栖息地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随着全球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这种保护策略确实也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可是，更多的保护行动结果是，直至2010年，全球范围内明显遏制生物多样性锐减的态势目标没能实现。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态保护与当地社区生计发展之间的矛盾。单纯的环保措施无法满足当地百姓的需要，也就不可能形成可持续的机制。

所以，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率先提出了一种新的目标和策略，那就是保护和发展双管齐下，要将保护区转变成经济上的资产。

这样一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就不再仅仅是与自然科学相关，资源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理论生态学等众多交叉学科都应该为它提供支持。

在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保护地友好体系发起人解焱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是要找到未来环境保护的合作者，他们是从事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精英等等，总之，保护工作将不再可能是单纯的科研人员所能承担的。

具体模式，就是推动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源保护区、社区保护地等各种得到保护和管理的自然地理区域内生产生活的百姓，改变传统的、粗放的经济生产方式，按照环境友好的标准进行产品生产，一方面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生存环境，一方面通过较高的附加值，将产品销售给城市百姓，获得比过去更高的收益。比如近年来出现的熊猫蜂蜜、金丝猴核桃、大雁米、龙溪虹口石岩菜等等。而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优质的产品时，实际上也是对保护区居民为自然保护作出贡献的一种反哺。

不过，在这些产品转化过程中，解焱感受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广大的消费者了解、认可它们，并通过合适的渠道能够方便地购买到产品。

这就涉及到如何找到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来推动环境友好型产品转化。北师大 学院教授、阿拉善SEE基金会秘书长张立认为，重要的是要为产品建立诚信体系，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而具体的商业模式，在不同的保护地、针对不同的产品，无法一概而论。

2010年，万豪国际集团在保护国际基金会的协助下，在四川建立了一个县级生态补偿示范项目“平武水资源保护基金”。平武关坝村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朗自然保护区”毗邻，但是发展传统养殖业极易造成对周边水源的污染。他们帮助村民改良技术，成立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用可持续的方式获取优质的蜂蜜。然后经由万豪集团采购，加工工厂负责对原料进行加工，以保证出厂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达到相关标准，最终全部通过集团酒店进行销售。

再比如，为了缓解阿拉善沙漠地区绿洲地下水紧缺、沙漠化日趋严重的问题，从2009年开始，当地农科院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合作，支持当地农户种植耗水量低的张杂谷“沙漠小米”。然后，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负责指导农业生产、收购产品，并建立可追溯监管体系，食品企业负责加工开发，企业界大佬进行代言，中粮我买网、天猫等商务平台提供销售平台。这款“沙漠小米”创造了一种商业化社会公益模式。

“对普通人而言，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容易被看到，而通过环境友好型产品，将保护与消费选择联系起来，也就拉近了跟普通人的关系。”张立说，未来我们所期待的市场化的保护策略，必定是需要保护机构、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打造的。

为环境定价 为价值付费

近日，《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北师大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副教授冯利平协助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保护东北虎的报道。这个国家公园面积比美国黄石公园还要大60%，它当然备受关注。

可是有多少人心存疑问，这个至今还没有正面遭遇过野生东北虎的年轻人为什么执着于此。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关心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种动物之一，为什么要投入巨大的资金，然后眼看着这些钱“不知去向”。事实上，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终极也是最原初的问题。

过去，生态学家也许会这样回答你：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物种数量愈多，该生态系统愈稳定，生产量也愈丰富。但现在，他们会用经济学家的视角告诉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是非常值钱的，反之人类的损失会非常惨重！

这些价值来源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具体指的是来自生物圈供养人类生存的物质、能源和信息。比如大气和气候的调节，淡水的净化和保持，土壤的形成和肥沃化，作物的授粉，木材、粮草和燃料的生产，森林碳汇等等。

早在1997年，由各国经济学家和环境科学家组成国际研究小组，尝试将自然环境免费提供给人类的每一个生态系统服务以美元来计价，结果这个数值是当年全球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18万亿美元的2倍。解焱曾经计算过国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创造的价值，一般是一个地区GDP的1.6~1.7倍。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为自然带给人类的好处赋予过价值，也没有习惯为其支付我们应该承担的费用。

举例来说，森林覆盖的江河流域能够截流冰净化雨水，然后送入湖泊、大海，目前这种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可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水质自然也不会再像过去优质。这时，如果兴建、维护一座净水厂，所需的费用是设法保护和重建森林的数倍。事实上，重建森林还能获得景观植物种植买卖的收益、森林碳汇收益等等。因此，无论是政府、企业甚至普通消费者为此支付保护水源地费用都是绝对值得的。

据张立介绍，四川省平武县的野生大熊猫数量较多，支撑大熊猫生存的良好生态系统也提供了优质的水源。因此，当地政府就和环保组织、企业一起开展了流域生态有偿服务的试点项目。从水费中转移支付一部分资金，建立“水基金”，从而用于上游水源地的保护。

“如今，我们应该开始在全球创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环境的好坏与价值是密切相关的，而价值的高低与人类生存是密切相关的。”解焱说，如果让这种价值真正进入商业市场，让它们发挥效益，而参与转化这种价值的企业单位、个人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那也意味着会有更多企业、机构愿意追求更高的生态服务价值，而不是破坏性的降低生态服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