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风能和太阳能这类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都属于一次性投入，使用时是免费的。虽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但大量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施已经建成却不使用，就是纯粹的经济损失。”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保尔森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表示。

在中国，由于政府定价、市场缺失等多种原因，使人们误以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比燃煤发电更贵，导致多地弃风、弃光包括弃水问题逐年加剧。

弃风、弃光、弃水问题逐年加剧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表示，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的扩大，中国新能源市场消纳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弃风、弃光包括弃水问题逐年加剧，已成为当前制约新能源发电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015年，美国的风电并网容量仅为中国的58%，但风力发电量却超过中国。侯安德称，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弃风限电导致的电费损失累计约510亿元人民币，多消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4.3亿吨原煤。

以河北省张家口为例，该市已被列为首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北京市和张家口市赢得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主办权，双方都致力于把这一届冬奥会变成绿色冬奥会，这就包括要大幅度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是之前张家口城市规模较小，用电需求并不大，不足以完全消纳本地的清洁电力，导致张家口弃风率一直居高不下。

史立山表示，在加强跨区输电网的建设，完善落实支持新能源发展政策方面，国家能源局也做了很多技术和管理上的探索，但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史立山看来，新能源发展必然要挤占常规能源发展的一些市场、空间，在当前用电需求增长非常缓慢的情况下，这一矛盾会更加突出，因此存在一个重大利益的调整问题。

“燃煤电厂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未来几年，中国政府显然要处理煤电行业的闲置资产。”侯安德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中国面临的困难很多，不仅在新能源的运营方面，在立法方面也需要有很大的变革。

保尔森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莫争春则认为，京津冀地区是最有潜力解决弃风问题的地方，“探索出来的很多经验，可以到其他省去复制”。

可再生能源其实更经济

风电和光电不需要更多技术“突破”，就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世界上风力和光照充足的大部分地区，风能和太阳能已经实现平价上网。美国今年没有再建新的火电厂，以当前价格和技术水平来看，只有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还有经济效益可言。侯安德断言，煤炭开采企业和燃煤电厂将逐渐被淘汰出局。

然而在中国，由于调度系统的偏差、电力现货市场的缺失、以及政府设定电价的做法，使人们误以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比燃煤发电更贵。

启动电力现货市场，加上电力调度系统改革，侯安德认为这些将有助于纠正这种偏差。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推动绿色电力调度。绿色调度是经济调度的一种形式，在燃料和其他边际成本之外，还考虑发电的环境成本。

如果把燃煤发电污染空气导致的大量疾病和致死人数计入成本，只能更加凸显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侯安德表示，即使不考虑环境成本，只要电力市场改革道路正确，风能和太阳能眼下在中国仍是经济的发电资源。

睿博能源智库高级分析师戴翎松强调，可再生资源的运行成本几乎是零，所以“我们应优先考虑发展可再生能源”。

借鉴德美经验

从德国来看，在某些时段，太阳和风能都非常充足时，太阳能、风能几乎占到整个德国所需能源的85%甚至90%。

侯安德介绍，中国弃风率高达15%，但是德国的弃风率大概只有1%，而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这一数字甚至低于1%。

实际上，美国得州2009年弃风率达17%，与中国现在的状况差不多，随着政策调整，其风能装机容量翻了一番，同时弃风量也大幅下降。

侯安德表示，解决弃风问题，需要有很大的改革决心和投入，包括对于电力系统的控制和调度政策也要进行调整，还要考虑到配电网的建设成本。

美国Brattle咨询公司分析师杨颖霞在对美国得州和内蒙古的比较研究中注意到，输电线路的铺设，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整合、降低弃风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国家能源局已批准建立4条输配线路，这些都是连接内蒙古和其他地区的，杨颖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努力。

现在火电厂仍然是中国发电的主力军，展望未来，杨颖霞称，如果我们能够将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并网，整个电力使用将会变得更加绿色、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