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8月17日电(上官云)1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公开宣判“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季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上诉，“我完全不能同意判决结果”。

据记者了解，今年5月31日，本案开庭。当日，北京大学申请了5位证人，季承一方也申请了1位证人出庭作证。当时，双方就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赠与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赠与协议是否被撤销3个焦点问题展开辩论。此次，本案审判长丁宇翔也对以上三个问题作出解答。

焦点问题一：季承是否有权提起诉讼？

对此，在北京一中院提供的文字材料中，本案审判长丁宇翔介绍，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季羡林先生与季承的约定内容是由季承概括处理季羡林先生的事务，季羡林先生是委托人，季承是受托人。

季承(左)在法庭上。北京一中院供图。

丁宇翔表示，一般而言，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季羡林先生作为文化巨人，逝世后应有很多生前以其名义开展的具体事务需后续处理，本案所涉事项就属于这种情况。季羡林先生与季承的约定内容是由季承处理季羡林先生的事务，季羡林先生是委托人，季承是受托人。因此，季承有权提起诉讼。

焦点问题二：捐赠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

此外，季承认为，本案中《捐赠协议》中所涉及的文物都是父亲婚后收藏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亲即便要捐赠也需要先析产，再捐出属于父亲自己个人那一部分。

对该焦点问题，本案审判长丁宇翔也给出了解释。在北京一中院提供的材料中，丁宇翔表示，本案所涉的《捐赠协议》为赠与合同，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是成立的。

本案一审宣判现场图。北京一中院供图。

同时，丁宇翔解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不涉及应该审批登记事项。故本案《捐赠协议》自成立时应为有效。”

焦点问题三：涉案捐赠协议是否已被撤销？

针对上文提到的《捐赠协议》，季承还认为，基于季羡林先生2008年12月的全权委托的书嘱，并且对该协议所涉及的文物，季羡林先生曾有“怎么处理再商量”的说法，还给自己留有字条，写到“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因此，主张案件涉及的《捐赠协议》应撤销。

北京一中院提供的材料显示，本案审判长丁宇翔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从捐赠目的、受赠人特点、捐赠物品属性来看，具有公益捐赠的属性，即便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也不得撤销。”

图片来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博截图

在该份材料中，丁宇翔亦解释道，一方面，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受托人，应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积极履约。在季羡林先生并无明确授权撤销《捐赠协议》的情况下，季承作为受托人应当积极履行《捐赠协议》确定的义务，而不是千方百计使其被撤销；另一方面，任何人不能将大于其自身权利的权利委托他人。本案中，季羡林先生自己尚无权撤销《捐赠协议》，因而就更不能授权他人撤销该《捐赠协议》。因此，季承也不能撤销本案《捐赠协议》。

原告季承将继续上诉 对一审判决结果连称“没想到”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季承连连对记者表示“没想到”。除了认为该合同(注：即前文提到的《捐赠协议》)不合法外，他认为，季羡林先生生前明确表示过“不捐献”的态度，“而且，我也不承认这个‘合同’是公益性的。有法律专家也表示，这个‘协议’根本构不成合同，充其量是个意向书。”

5月31日，庭审结束后，季承在法院外接受采访。上官云 摄

“之前，我父亲对于撤销协议一事是有明确说法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我父亲说，放在北大这些东西就是保管，从来没说全部捐献，这就否定了原来的捐献意向。”季承还透露，“200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到医院访问我父亲，表示‘这些东西都是季先生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开始归还我们东西”。

季承认为，此举也意味着北大放弃了这个“捐赠协议”，重新跟季先生讨论如何处置这批文物，并征求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季羡林先生的意见还是明确的，就是‘不捐了’”。

“我没有想到判决结果是这样的。”季承很坚定地说，一定会上诉到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