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裕生（1930年2月—）

河北文安人，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我国矿床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构造与成矿、成矿系统和区域成矿学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进入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曾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副院长，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

翟裕生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7部，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开创了矿田构造学课程，主笔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矿田构造学专著，将系统论和历史观引入矿床研究，创立了成矿系统及演化论，提出地球系统—成矿系统—勘查系统三结合的研究理念，引领了当代矿床学的发展方向。著有《成矿系统论》、我国首部《区域成矿学》，主编了《区域成矿研究法》《矿床学教材》等多部主要著作，在理论和方法上指导了全国的区域成矿学研究，取得多处找矿发现。

■刘江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校园里经常能遇到一位身材高大、温厚谦和的长者，走近时，人们总会热情地叫一声“翟老师”，他也总会报以微笑，点点头、招招手，真诚地问候一句“你好啊”。每每看到这种相逢，都会感到如沐春风。这位长者叫翟裕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但在这里他首先是师生员工和地大人十分尊敬和爱戴的翟老师。

少年求学 志慰苍生

翟裕生的字叫“慰苍”，是高中时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为他起的，意在与他的名字相结，勉励他树立“裕慰苍生”的志向。裴先生告诉翟裕生说，要以天下为公，关心天下苍生为己任，好好地为老百姓做事，让老百姓富裕、安康。裴学海任教的学校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河北省立天津中学（省一中）。1946年，与亿万华北沦陷区的民众一样，刚刚走过日寇铁蹄肆虐艰难岁月的翟裕生在这里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不知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学问家的裴学海当时是否能想到，面前这位被自己栽培和鼓励的16岁的年轻人在几十年后不负所望，成长为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几十年扎根于科学研究、培育人才和地质找矿，以一种不变的执着与坚韧诠释了当年“裕慰苍生”的志向。

少年翟裕生坚定为报国而努力的决心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翟裕生祖籍在今天的河北省文安县，1930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位读书人也是位孝子，曾参加政府开拓边疆的工作，后辞职返乡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并在家乡开设私塾，同时以种田为生，因为正直勤恳，曾被公选为村长，在地方自治时期，还被推选为本县的区长之一。翟裕生的母亲贤淑善良，相夫教子。两人育有一女三子，翟裕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但是，翟裕生虽清苦但快乐的童年被“七七事变”瞬间击碎，日寇大举进犯，抗战全面爆发，社会剧烈动荡，土匪四处横行。翟裕生一家和京、津、冀的许多老百姓一样，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到天津投亲靠友，开始了流亡生活。尽管度日艰难，因为翟裕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很聪明，所以父母坚持培养他，让他去上天津很好的小学。即使因为家境困难辍学期间，父亲也坚持自己教翟裕生读书，并想方设法让翟裕生修完小学学业。翟裕生小小年纪便深感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十分用功。

13岁时，翟裕生的母亲因长期操劳不幸病故，一家人也由此分了几处去讨生计。也是在这一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北省立天津中学，从此开始了五年的中学生活。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组织才能，使翟裕生在学校里表现十分突出。中学时，他当了五年班长，直至高中二年级考入北京大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此后几十年里，中学的老同学都亲切地叫他“省一中的老班长”。

1948年4、5月份，学校有5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长期担任班长、思想一直追求进步的翟裕生上了第二批准备抓捕的“黑名单”。在正直、进步的教务主任杨学涵老师的帮助下，翟裕生与其他几个成绩也很优异的高中二年级同学提前报考大学，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次抉择不仅使翟裕生成功脱险，更成为他一生地质科研和地质教育事业的开端。

北大岁月 风华正茂

生长在河北平原地区的翟裕生没有见过大山，认为大山大河充满了神秘感，所以考大学时他选择了要跟大山打交道的地质专业。他觉得，学地质可以研究大自然，可以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可以经常接触到各地的老百姓，这既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愿望。此后几十年，他的理想和现实一直都紧紧结合在一起，也结下一个又一个坚持理想、服务现实的硕果。

1948年9月，翟裕生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一进入闻名已久的地质馆，他就受到老同学的热情关照，翟裕生回忆“真有回到一个温暖家庭的感觉”。

北京大学是我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开展地质教育的高校，地质系在当时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科中资源雄厚、声誉甚隆，李四光曾在这里担任过系主任。翟裕生入学时，孙云铸、王烈、王鸿祯，张炳熹、马杏垣、王嘉荫、王大纯、杨起、郝诒纯、董申保、潘钟祥、陈光远等大师和中青年骨干荟萃，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是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会员、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

从一年级普通地质学课程开始，翟裕生和他的同学们就开始跟随着这样一批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地质学家学习。在北大，他学了矿物学、岩石学，学会用显微镜，看到晶体结构、看到特殊漂亮的标本，喜不自胜，对地质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像海绵一样迅速地吸收新知识。

翟裕生第一次出野外是跟随马杏垣去京西黑龙潭观察，马先生对一处岩墙与地层的接触面的讲解给翟裕生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跟随老师们坐简易客货混车去大同看破火山口的路上，翟裕生向坐在身边的杨起请教，当时杨先生用铅笔画立体图给他耐心讲授正断层、斜断层、逆断层的区别，翟裕生至今记忆犹新。

翟裕生说，自从第一次跟随张炳熹先生坐在火车上对照地质简图，看沿途的地质概况起，自己“这一生不管坐火车还是坐飞机，都会随身带着一张区域地质图，去观察地貌和地质……”只要一谈到自己的老师们，翟裕生总是充满深情：“他们很有责任心，爱护我们就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从各方面帮助我们很好地成长。”也正是在这些前辈科学家、教育家悉心栽培和哺育下，与翟裕生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的12名同学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学者，其中涌现出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裕生的北大岁月正值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新中国的曙光渐行渐近。北京大学作为引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春雷的发源地，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中学就一直积极上进的翟裕生进入北大后与地下党员同学和进步同学有了更多接触，他阅读进步书刊、向往解放区的革命风貌，参与迎接解放、保卫学校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翟裕生作为北大地质系学生被抽调参加开国大典的纠察工作，有幸在现场见证了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正是从此刻开始，翟裕生大学岁月进入到充满激情的红色年代。

系统成论 成矿立学

新中国百废待兴，地质工作“一马挡道，万马不能前行”。1952年夏，翟裕生大学毕业，志在用地质知识和技能报效国家的他，将自己的工作志愿地选在新疆和西藏。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为一所新的大学——北京地质学院，重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专门人才。组织上动员翟裕生去参加北京地质学院建设，他服从了安排。自此，学校经历了坎坷的办学历程，翟裕生也始终与之相伴，几十年过去，他从一名年轻的先生成长为院士，从一名年轻的教员成长为校长。

北京地质学院建立当年，在全国招收了1200名新生，这让年轻的翟裕生看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希望。他对新同学说，跟自己同一届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只有12人，而北京地质学院一建校招收的学生规模就相当于他们当年的100倍！这反映了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反映了对地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北京地质学院，翟裕生进入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等著名教授所在矿床教研室任教，青年教师翟裕生教学科研生涯由此起步。他先后被学校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赴长春地质学院攻读研究生。

1955年，翟裕生第一次为学生讲授矿床学课程。1957年他完成了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钛钒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探讨的研究生论文，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填补了我国斜长岩类及钛钒磁铁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所引用。

此后，翟裕生在矿田构造、金属矿床和区域成矿等领域有系统的创新成果。他参与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内生金属成矿规律研究，这项研究成果被评为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1984年，他主编了第一部《矿田构造学概论》专著，还系统研究了超大型矿床的构造控制，发展了构造成矿理论。

1965年，翟裕生系统论述了不整合面对内生成矿的控制作用。1979年，他提出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1981年，翟裕生用系统综合法对侵入岩体接触带构造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控矿侵入接触构造体系观点。1972～1976年，他和李文达、陈毓川等人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完成了《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翟裕生深入研究了成矿系列中各矿种、矿床类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成矿系列的时间、空间和物质结构模型，与同行合作发表了《成矿系列研究》专著，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成矿系统及演化论”，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翟裕生长期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南岭、华北陆块等地的成矿环境与矿床特征，所提出的观点和预测在山东夏甸金矿深部找矿、江西冷水坑银多金属矿外围找矿工作中已得到成功验证。他以区域成矿系统的时—空结构为主线，阐述了多个成矿区（带）的成矿规律，初步概括了中国区域成矿的若干特征，提出中国大陆成矿为“复合—活动大陆成矿体系”观点，与同行合作发表了《中国区域成矿若干问题探讨》，主笔出版了我国首部《区域成矿学》专著。以华北地块为基地，他主持研究古大陆边缘的构造成矿过程，建立了古陆边缘金属巨量富集模式，发表了《古陆边缘成矿系统》专著。翟裕生主编的《区域成矿研究法》在理论和方法上指导了我国的区域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也为丰富和发展区域成矿学这一综合性学科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翟裕生也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韧以治校 谦以为师

翟裕生1952年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工作，1970年随学校南迁湖北，曾任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为学校研究生教育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开创性工作。1985年，翟裕生奉调回京担任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为学校在京恢复办学做了一系列艰苦的奠基工作。1987年中国地质大学成立，翟裕生担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首任校长，同时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翟裕生回京的时候，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的大院已经成为很多单位和居民“共生”的大杂院。他和一班同事与教职工经历的困苦不一而足，其中有两件事至今为亲历者所乐道，一件是与学生“换房”的事，当年作为学生宿舍的“东小院”冬天很冷，翟裕生发现这一情况后很不安，跟校领导们开会商量，把当时条件相对较好的办公楼改成学生宿舍，书记校长和有关部门都搬进东小院的平房办公，大家一致同意并立即落实了这个建议；另一件是让职工先迁新居的事，20世纪80年代，包括翟裕生在内的学校领导和很多知名教授都住筒子楼，学校盖了少量新房，校领导一班人决定老教授先迁新居，校领导和教授们直到1989年才按照相应的标准“上了新楼”。翟裕生回忆拖家带口住18年筒子楼与邻居相处的经历时说：“同事们跟一家人一样，尽管生活上苦一些、不方便一些，但是在思想感情上、精神上是很愉快的。”

作为一名真正站在讲台上的教师，翟裕生耄耋之年还在为学生讲课，还在培养研究生，还在用自己不断更新的知识和永远向前的思维引领着学子。如今，翟裕生的助手和研究生中既有年过古稀的院士，也有仅及弱冠的青年。他们提起自己的老师时，说得最多的是两句话，一是“听翟老师讲课真的是一种艺术享受”，二是“翟老师的科学思维与综合能力真的很难企及”。自己的学生有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并不是每个学者，特别是知名学者都能接受的，但翟裕生遇到这样的事情却积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并形成相应的成果。

翟裕生的学术民主精神一直是业内的美谈。与人们对大学者通常的印象不同的是，翟裕生的温厚、谦和与平易近人让身边的人，特别是后学与晚辈时时感到内心暖流涌动。一位学生说，翟老师的谦和是鼓舞自己从事研究工作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动力。

就是这样一个人人都称道温厚的学者，也有过一次“发脾气”的小插曲。一位如今已年过花甲的教授曾是翟裕生的研究生，他回忆，翟老师一辈子还真对自己发过一次“脾气”。一次，他跟翟老师“出野外”，搭乘的汽车急着要赶路，司机请他催促正在入神观察地质现象的翟老师，可能当时催得比较急，翟老师半生气半请求地说了一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分钟！”这个看似在发“脾气”的插曲，其实也正是翟裕生对研究大自然的执着投入。也正是因为这种执着，一位协助翟裕生研究多年的教授说，跟翟老师“出野外”一定要对他的安全多多上心。翟裕生对研究的专注和对知识的诚实确实让人不由得心中大大写下“敬佩”二字。（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①2012年，翟裕生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矿床与勘探教研室和同事进行研讨。

②2010年，翟裕生在院士团拜会上与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合影（左为赵鹏大院士，右为肖序常院士）。

③2015年，翟裕生在内蒙古维拉斯托井下考察。

④1996年，翟裕生在北京举行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学会上作学术报告。

采集最生动的“教科书”

■刘江

出生于1930年的矿床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翟裕生是一位老科学家，对翟裕生教授学术成长资料的采集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课题之一。参与完成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是翟裕生教授所在单位的同事。面对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桃李芬芳的教育家，面对这样一位与曲折办学历程始终相伴并在学校极其困苦时期的掌舵人，这样一位永远温厚、永远谦和、天天都能见面的慈祥长辈，应该“采集”什么？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翟裕生教授的工龄与中国地质大学的“校龄”一样长，直至今天学校还有不少翟裕生的老师和共事六七十年的“朋友加兄弟”。学校里没有人不认识翟老师，很多人都能讲出自己与翟老师交往的往事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学术成长为线索的采集工程为串联其成长经历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在采集翟裕生教授学术成长资料的过程中，通过收集整理翟裕生教授各个时期的各种资料，通过访问、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熟悉翟裕生教授不同侧面的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翟裕生，童年曾目睹日寇犯下的累累罪行，经历了日寇残杀亲人的悲痛。他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不无悲愤地说：“整整八年，我们经历了艰苦、屈辱，国难家仇，对自己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志要为国为民，好好学习，建设富强国家。”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后，已成为青年的翟裕生切身感受到国统区的贪官横行，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也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他真是感受到了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中学时代的老师有很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国内一流学府，老师们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更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和爱国的情怀，这一时期的翟裕生不仅求知欲强，思想更追求进步。考入北京大学后，他先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曾与全系同学一道报名要求参军，要去保家卫国。

作为老师的翟裕生，虽以“裕慰苍生”为远大志向，但却从来没把仰望天空与脚踏实地分开。他一辈子都把自己的本职定位为教员。这一定位从没有因为成为学术贡献卓著的院士而改变，也没有因为从青年时代就从事共青团工作、行政管理和长期担任系主任、副院长、校长等领导职务而改变。翟裕生的学术成长经历，始终与三尺讲台相伴。几十年里，他培养了7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向数以万计的学子系统地传授过专业知识。尽管他的学术理论已被广泛认可并在指导找矿实践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已80多岁高龄的他依然经常“出野外”。翟裕生常说，自己有一个“看500个矿”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也正在临近实现，但他的同行、同事和学生也都清楚，看过500个矿后翟裕生还会有新的目标，因为他的奋斗永远都在路上。

翟裕生上大学时与同学陈华慧相恋，婚后六十多年来生活上一直相濡以沫、事业上始终相互支持，如今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令人钦羡。作为朋友的翟裕生有不少六七十年的老友，上大学时，他曾是后来同样成长为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的赵鹏大教授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90年代，赵鹏大教授成为翟裕生入选院士的推荐人。两人同学、共事六十多年，不仅一直有着紧密的学术合作，而且在学校转折的关键时期，同时担当了掌舵人，为一所历经坎坷的学校重新走上正轨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翟裕生说：“我这一生最大的信念就是感到祖国人民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不平坦，但这个信念从不动摇，也感到很光荣。”

这些采集到的资料让人时时感受到一种乐观坚韧和扎实进取的正能量，它们不仅激励着一代代地大人，也将会感染更多的教育、科研工作者，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恰似一部生动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