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学会主席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开幕式结束就因为某些时限的规定，必须急急回国。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杨新民援引这个耐人寻味的“中国学者的尴尬”，大声疾呼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不能过于僵化，还是要遵循规律”。

“做研究，就必须掌握科研的发展动态和方向。”他说，科研人员不能坐井观天，出国访问、讲学和参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最新研究动向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出国天数不能完全按照行政人员出国限制性要求。”

55岁的杨新民有着一系列头衔：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等。

杨新民表示，很多科研方面的管理规定，与科研的实际需要之间不太契合，“需要破题”。

“经费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经费服务。”他说，按原来的规定，劳务支出只支出给课题组之外的人。有了科研项目，自己单位的员工不能有收益，如果请其他单位的人来部分参与，却可以有收益。“为自己单位做，即使‘打主力’也不能有收益，为隔壁‘打酱油’反而有收益。这算怎么回事？”

“如果一个科研人员主持一个项目，付出时间、花精力去做好它，却拿不到一分钱，会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去投身创新工作吗？”他说，做研究需要积累，许多科研人员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专心致志地埋头搞创新。“别人下班了就休息，享受生活，科研人员还在书房、实验室加班，出了成果不拿一分钱，这合理吗？体现出尊重创新的导向了吗？”

“有些单位科研经费花不出去，就花钱乱买设备，有些设备买来多年没开封或开封了没有人用，浪费情况非常严重，但这不犯规；而支付给科研人员一分钱就有问题。”他说，凡此种种，说明科研管理“重物轻人”，缺乏对科研人员的信任和对智力劳动者应有的尊重。

他希望，能稳定“军心”，废除各种繁文缛节，使更多科研人员愿意潜心从事基础科研，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不能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他说，科研界确实有个别腐败案例，但不能因此就将制度设定得过于严苛，“判断的标准，还是要看是否能在规范运转的前提下，促进科研水平的进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科研，必须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期待着类似于‘七条新政’这样的好制度能早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