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那些技术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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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野生动物带离野外环境，遗传多样性会受到损害，它们在自然界发挥的功能，也不再完整。图片来源：WWF中国

“二稿存在严重倒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期已经结束。5月23日，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通过微信刊文，指出“二次审议稿”并未回应公众诉求，甚至相较之前出台的修订草案，也开了倒车。

二次审议稿在总则部分，删除了之前被认为是该法一大亮点的“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这句话。这一改动，让关注这部法律的大多数人感到“匪夷所思”。

“栖息地和野生动物，那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如果栖息地保护得很好的话，动物种群本身就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高级科学顾问孙全辉告诉科技日报，将动物家园还给动物，人类本不用做那么多干预。

人工养殖的“兄弟”，并未帮助野外种群的恢复

长白山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朴正吉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从事野生动物生态学和保护学研究。他关注的对象之一，就是野生熊类。通过1000多次的调查，研究团队绘制出了从1986年至今的野生熊类种群数量变化趋势图——下降。其中，黑熊的数量较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93.4%。

狩猎、养熊业兴起、人类大量采集熊类所需食物……在熊类种群数量变化的每一个波谷，朴正吉都给出了原因的推断。而如今，更棘手的问题是，“栖息地破碎化”。旅游业兴起，高速公路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建设，而这些公路，也阻碍了熊的正常移动。

近些年来，研究团队已经很少发现黑熊幼体的足迹了，这说明长白山熊类种群的繁殖力不容乐观。

而实际上，人工对黑熊的养殖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人工繁殖，有些仍需要从野外获取熊源，反而对野生熊类维持正常种群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人工驯养，然后放归自然呢？朴正吉团队曾经尝试放归过这样的熊，但它们根本不为野外种群所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区找食”。

其实，如今很多老虎，也只是一种被养殖起来的动物。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曾明确指出，养殖虎对野生虎保护贡献“非常小”。驯养繁殖的目的，是保存东北虎的基因；但由于繁殖个体数量众多，缺乏长期科学的基因谱系记录，使得东北虎基因混杂。

“恢复种群要花很大功夫。需要评估当地环境条件、栖息地质量、种群动态、生存能力、环境变化改变的效应问题，开展必需的长期监测。”朴正吉说。

“冷冻动物园”，冻不住野外种群消逝的速度

“当野生动物存在于它的野外栖息环境中，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孙全辉强调。

野生动物要进化，就要不断地适应野外环境，适应食物的不确定性，适应昼夜节律的变化，适应节气的规律性更替；它们各自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是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果将野生动物带离野外环境，遗传多样性会受到损害，它们在自然界发挥的功能，也不再完整。孙全辉强调，野生动物最美的样子，就是它们在自家栖息地呈现出来的最自然的状态。

野生动物是“活”的，它被自己的生活环境所改变，它也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当它们被圈养，环境是静态的，它们也是成了静态的。物种，成了一个名字，静止地留存于人工环境当中。

如今，技术似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冷冻动物园”。采集珍稀和濒危物种的细胞，将它们置于充满液氮的金属箱中，若有一天，某类物种的基因池趋于干涸，这些细胞，或许真能发挥“救世主”的作用。

等到动物灭绝，再从试管里将其复活吗？然而这只被强迫带回人间的无父无母的珍稀动物，又当如何在其残破的家园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它应从种群中习得的生活技巧，已无同类教授；而应具有的生物习性，也难以在非自然状态中呈现。

“使用技术手段，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更聪明的做法，是只要有物种在野外，就保护好它的栖息地，人工干预其实不用那么多。”孙全辉说。

被破坏的滨海滩涂，候鸟难寻落脚之地

“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执委会主任刘慧莉，给科技日报记者提供了一段志愿者团队历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

这些在一线进行调查的志愿者们，更能真切地感到栖息地破坏对候鸟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对很多迁徙的候鸟来说，无论南下还是北上，黄渤海地区都是他们唯一的中转站。它们在这里歇脚停留，补充能量，再振翅往目的地飞去。

勺嘴鹬，一种小型鸟类，每年冬天都要从遥远的北极海岸冻原地带俄罗斯楚科奇半岛，来到江苏省如东县小洋口东台条子泥的滩涂，在这里觅食补充能量后，继续飞往东南亚沿海越冬。

这一种群的全球数量不足500只，如果得不到保护，灭绝的钟声已经敲响。

2014年，至少有225只勺嘴鹬在江苏省沿海滩涂停歇。

让志愿者着急的是，东台市实施的条子泥围垦项目正在侵蚀着候鸟的补给站。其围垦面积达40多万亩，200余种、数万只候鸟面临失去栖息地的危机。

而据志愿者团队调查，这一围垦区域，曾属国家自然保护区；但因种种原因，又被划了出来。

刘慧莉曾参与过一次“成功”的保护候鸟行动。那是在天津北大港的“万亩鱼塘”。如今，迁徙季节，来这里驻足的鸟类已经越来越多。对鸟类来说，保住“万亩鱼塘”，是不幸中的幸运。志愿者团队调查发现，周边天然滩涂湿地被破坏得所剩无几，鸟类无奈，只能聚集在此；好在各种机缘之下，这片湿地得以保存。

“当原有的栖息地被破坏掉之后，候鸟可能很难再找到落脚之地。”刘慧莉说，为了生存，候鸟或许会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来找一个容身之所，一个歇脚之地。但有多少候鸟，能够这么幸运？

根据“让候鸟飞”2014年9月发布的调查，黄渤海沿岸大范围的围填海，使大量潮间带泥质滩涂丧失，是水鸟受威胁的主要原因。而尽管国家海洋局出台的意见曾明确指出，要将渤海海洋保护区、重要滨海湿地等划为“海洋生态红线区”。但从辽宁、山东省的生态红线划定区域图可以看出，潮间带的泥质滩涂，并未被划入。而填海造地，多是从这里开始。

被删掉的“栖息地保护”，绝非可有可无

“‘栖息地保护’这句话删了，可能跟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地位，也是相吻合的吧。”电话那头，刘慧莉语气无奈。

5月22日，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暨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60周年大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740个，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

“自然保护区的增加，当然是好事。但是，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其实是不够的。”比如东台条子泥滩涂，就在近几年内，从国家自然保护内移了出去。在利益面前，保护区范围的“调整”，似乎过于容易了。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针对自然保护地的全国性法，只有一部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相应的立法推动仍然十分艰难。“多年呼吁，但并没有突破性进展。”刘慧莉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更需要明确和强调栖息地保护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重要位置。因为栖息地保护并非只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可有可无的手段，而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前提，整套立法思维应建立在保护栖息地及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之上。

孙全辉也表示，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并不能等同。自然保护区是在一些物种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进行集中保护，它更像一个个孤岛；而动物的活动范围是没有明确边界的，它会在保护区周边活动，也可能离开保护区；这些地方，同样不该被粗暴侵占。“其实，目前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类以各种方式侵占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孙全辉说。

解焱一直在推动《自然保护地法》的设立。她期待着一个覆盖更全面、保护更有力、与中国自然保护现实接轨的法律。在3月份一次关于野生动物研讨会的现场，解焱曾指出，对自然栖息地应该要有普适性的保护原则，因为野生动物的危机，本身就等于人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