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个靶向抗癌药物凯美纳（学名埃克替尼），2011年7月上市以来叫好又叫座：该成果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两项国家专利金奖；截至2015年底，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超过7万人，2015年用药病人数超过了此前几年就进入中国的进口药。
前不久，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达药业）总裁、首席科学家王印祥博士首次讲述了凯美纳的研发历程。
创业之初租了30平方米的实验室，研发团队里只有一个人有博士学位
2001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靶向抗癌药——诺华制药公司研制的格列卫获批上市，在全球引发轰动。当时王印祥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他的研究课题刚好与此有关。在同年的一次派对上，王印祥与马里兰大学化学博士张晓东相识，并讨论了研发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激酶为靶标的抗癌药的可能性。之后，他们一边设计专利、布局项目，一边开始在美国融资。
“我们谈了几轮都以失败告终，就把目光转向国内，但也没找到感兴趣的投资者。”王印祥说，后来他与美国的同学丁列明博士谈起此事，丁列明毅然决定合作，并说服他的朋友一起投资。2002年7月，丁列明专程飞到美国康州，与张晓东、王印祥达成回国创业的协议。同年底，丁列明在杭州注册了贝达药业；2003年初，王印祥辞职回国。
王印祥的硕士学位是在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和中国预防医科院（中国疾控中心的前身）获得的，对北京的科研环境比较熟悉，所以就把研发中心放到了北京。他们租了3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之后加入的王晓杰、胡云燕以及在杭州的童佳等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旅。一年以后，队伍增加到9个人，研发地点搬到亦庄，在租来的15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继续摸索。
“研发者中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专生、本科生和硕士生，有博士学位的就一个人。与跨国药企高大上的研发团队相比，我们更像一支‘杂牌军’。”说到这里，王印祥笑了，“当时国内的药企都在做仿制药，创新药被认为是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的‘专利’。所以，行业内的朋友开玩笑讲：就凭你们的人手、设备，还能做创新药？”
初生牛犊不怕虎，初创团队边做边学，碰到难题就找业内的师友讨论。“那个时候真是困难重重，我们的设备欠缺、经费缺乏，经常求很多人帮忙。”王印祥说，做高压加氢反应时，由于有爆炸的潜在危险，整个北京都找不到做实验的地方和设备。“合成试验的前两步需要大型反应釜，我们到石家庄租用；后两步，转移到廊坊一个有加氢反应的工厂，利用他们的设备做；合成完了，再拿到北京通州去做硝化反应……”
“虽然条件不好，但我们的工作却一丝不苟，每个环节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王印祥说，之后研发团队增加到13人，他们与中国医科院肿瘤所、药物所和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国内顶级研究所合作，在2005年10月底按照药物临床前研究规范（GLP）完成了公司第一种创新药凯美纳临床前的全部研发工作。
申请Ⅰ期临床试验被拒，医院说，对不太靠谱的药企的临床课题不感兴趣
做临床试验之前，要先向国家药监部门申报。
王印祥说，“那个时候国家药审中心大部分受理的都是仿制药申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小公司在做创新药。所以，我们的临床申请在2006年10月就被批准了。”
Ⅰ期临床选哪家医院？王印祥打听来打听去，最后选定了做临床最好、要求也最严的北京协和医院，并跟该院的胡蓓、姜骥教授做了讨论。
“上临床要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那段时间各种药品相关事件频发，中国药企在研发方面的信誉度较差，我们的临床请求一提出来就被拒了。”王印祥回忆说，“当我打通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单东渊主任的电话自报家门后，他冷冷地说：‘协和对不太靠谱的药企的临床课题不感兴趣，因为这事关我们的声誉’。”
王印祥没有灰心。他设法找到单东渊的办公室，想当面向他说明。“单老师请您给我20分钟，让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课题，然后您再决定做不做。”王印祥笑着说，“后来我和他聊了一个半小时，把肿瘤药物研发的发展趋势和我们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全部说了一下，他听后频频点头，决定开伦理委员会审核。”
第二天，单东渊对胡蓓说：“贝达的那个老总不像商人，更像学者，我们可以接受他的临床课题申请。”
于是，王印祥公司第一个创新药凯美纳的临床Ⅰ期就开始在协和医院进行。
“因为这是协和医院第一次做国内创新药的I期临床，试验方案需要我们和协和医院的团队自己商定。”王印祥说，“虽然我们制定的方案比较详细，但毕竟是第一次，缺乏经验，临床进行得并不顺利，中间因为意外情况停了几次。”
其间，课题组和中国医科院的孙燕院士、副院长石远凯等一起会诊，解决了临床试验中碰到的难题。后来，浙大第一附属医院也加入了Ib期的临床研究。
最后临床结果证明，凯美纳效果良好、毒性很低，没有传统的化疗药常见的血液毒性。2007年，谭芬来博士从美国回来，加盟公司研发，使临床研究团队得到了加强。到2008年年底，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振奋。
已使7万多晚期肺癌病人得到治疗，用药病人数超过了进口药
2008年12月，贝达药业决定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的27家医院进行Ⅲ期临床，受试病人为400人。
“Ⅲ期临床要选择一种对照药，把病人分成两组，进行双盲对照。临床开始前，我们团队商量，选当时公认疗效最好的靶向肺癌药物——阿斯利康的易瑞沙作为对照药。”王印祥说，“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从前期的研究结果上看，我们觉得埃克替尼不会比易瑞沙差；同时也是想用试验对照结果打破国人的进口药崇拜，提高大家对国产创新药的信心。”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时，光买临床用的进口药就需要2600万元，加上其它费用，临床Ⅲ期的总费用高达6000多万元。而此时，贝达公司前期筹集的投资已全部花光了。
“其实早在2008年我们就开始融资，却没人有兴趣。”王印祥说，他和丁列明从北京到上海，找了十几家投资公司。“谈到最后，唯一一个有投资意向的是美国的一家投资公司。没想到2008下半年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一’放完假，我们就接到该公司的通知：所有的投资全部冻结了。”
危难之时，杭州市余杭区政府雪中送炭，提供了1500万元资助，公司大股东也帮助借了一些贷款。之后，礼来亚洲基金又投了500万美金，再加上科技部“863”计划和“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新药专项的支持，总算凑够了资金。与此同时，丁列明在杭州快马加鞭建设生产基地，为凯美纳产业化做准备。
2010年5月，在孙燕院士和国内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临床Ⅲ期结束，结果如人所愿：凯美纳的疗效与易瑞沙不相上下，副作用却小得多。2011年，孙燕院士代表课题组在荷兰的世界肺癌大会上作大会报告，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药第一次在国际肺癌大会上作报告。之后，《柳叶刀》肿瘤专刊全文发表凯美纳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并称其“代表了中国肿瘤药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国际上治疗晚期肺癌的新药易瑞沙和特罗凯，分别在2006年、2007年进入中国。凯美纳作为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治疗晚期肺癌的靶向抗癌药，从2011年7月开始销售，到2015年底已使7万多晚期肺癌病人得到治疗；其中3万多病人获得慈善赠药，赠药100多万盒，价值25亿元，2015年用药病人数超过了进口药。
“‘凯美纳’这个名字取自古希伯来文，意思是‘上天的赐予’。”在业内一向以低调著称的王印祥告诉笔者，“目前凯美纳正在进行食道癌的临床试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更多患者造福。”（原标题：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治疗晚期肺癌的靶向抗癌药物凯美纳上市以来叫好又叫座 搞创新，人比资金设备都重要（关注·他们为何能领跑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