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体系之前，作为地方专家，要成为国家队成员，是很难的。

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戴洪义，近几年还有一个身份——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之一的苹果体系加工品种选育岗位科学家，他因此跻身为国家队专家，“格局大了，视野大了”，出去讲课更受尊重，也感受到更多责任和底气。

而在有体系之前，作为地方专家，要成为国家队成员，是很难的。

贝类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范，是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研究员，“体系设计非常好，把很大一部分中国大地上搞农业的科技人员都拉进来，让我们中科院科研人员也可以来参与农业部的项目，这在过去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该体系正是这样，在人员聘任上，打破部门和行业、中央和地方隔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遴选聘任学术水平高、懂产业会技术、实践经验丰富、工作成绩突出、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认可的专家，凝聚各方智慧，调动各依托单位积极性，共同为产业服务。

“进入体系这七八年，是几十年来工作最愉快的时候，体系使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创新性得到极大地发挥。人格得到尊重，不用为了经费见风使舵、零敲碎打。”戴洪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农业稳定支持很重要

在青岛苹果砧木基地，一排排砧木在外行人看来并不起眼，高矮错落不一，形状各异，却是大有来头。“共有30多种，有来自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也有来自我国多个省份的。”戴洪义介绍。

能入选体系，也有赖于他已有的工作积累。1991年从英国访学回来，戴洪义开始有意识的做自己的育种研发基地。最开始在农民地里打游击，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年被农民收走了，进入体系，开始有自己的稳定基地。

戴洪义说，作研究就需要有固定基地。品种需要不断创新，因为不是所有品种都能推广开，同时每一个品种，必定有它的优点，以后的工作就要在此基础上开展。如果品种太单一，就很危险，特别是碰上特殊病害，对某些品种可能是毁灭性的。培育10个新品种，如果其中有两个能抗某种病，就有存在的价值，而在没出现这种病之前，也许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如今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戴洪义团队培育的品种。在戴洪义看来，农业科技体制方面目前做得最成功的，一个是国家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一个是山东省实施的良种工程，特别是二者都有连续、稳定的经费支持。

档案、资料、素材都要积累，做育种就是要有一定的基因积累，金字塔式的，顶级的蔬菜品种往往是集中下面所有蔬菜的优点，对成百上千的品种进行筛选而成的。戴洪义说：“现在有的科学研究，让两年就出成果，这是勉为其难。”戴洪义评价，把科技人员精力用在安心做科研上，科技体制改革能调动积极性、稳定队伍就是成功，很多人愿意为科学而献身，应相信科学家的良知。英国洛桑农业试验站在土壤方面的数据积累已经持续130多年。苹果育一个种子，通常需要12至15年甚至18年。粮食中的小麦、花生，育种时间也需12~15年。

农业的弱势地位和公益性定位，决定了农业科研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

“体系”克服了“863”计划的缺陷

鲆鲽类体系疾病防控岗位专家张兴元，创制出我国第一个海水养殖动物活疫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大菱鲆（俗称多宝鱼）腹水病的迟钝爱德华氏菌活疫苗，填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对减少直至避免使用抗生素，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科学体系内，有大量资金支持病害类研究、海产品疫苗研究，但大都没能走向产业化，张兴元认为这是系统问题所致。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张兴元做疫苗工作近20年。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是“863”计划专家，疫苗做得很艰难。疫苗从最早的基础研究开始，有很多步骤而很多科学家往往在证明实验室的研究是有效的之后，便就此止步。

后续工作还需要大量投入、多系统的配合才能做下去。“为什么我的工作走下来了，就是因为有体系。有试验站的一帮好兄弟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张元兴表示。

“不同研究各有特点。 ‘863’更讲单项技术、单次技术的突破，这5年解决一个，下5年解决其他问题，也有应用示范，但只须证明成功可以推广。”在张元兴看来，体系接地气，更有生命力和优势，是面向一个产业的，能提高一个产业的整体水平。

花生体系首席科学家禹山林也认为，体系做成了一个系统，这一点与其他科研专项不同，“从田间到餐桌，每个环节都有科技人员把关”。

以各种机械为例，机械参数怎么定，单纯靠机械专家根本做不了，不懂。正是这个体系，让农机、农艺能融合，把机械的事情做好了。“我们做了包衣机，精准施肥施药，达到三减少，种子、化肥、农药都减少。收获也是靠一种机械，既减少一些病毒污染，也达到增产，这都是体系的好处。”

生产中他们还形成病虫害田间会诊制度，全国各产区出现什么病害、虫害，把信息收集起来，一定时间就通知大家参加会诊来解决。整个生产中的问题都知道了。

禹山林认为，体系的好处，还在于一个方案可以在全国25个花生试验站做，数据马上收集起来，对趋势判断很清楚。

靠“体系”可实现生态友好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蚝、鲍鱼等以往一些被视为奢侈品的水产品，现在已经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

鲆鲽类体系首席科学家是有“中国多宝鱼之父”之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依托单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院士去年12月因病去世，但他的事业却被体系传承了下来。

2006年发生了“多宝鱼药残风波”。夸大的媒体报道，对产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药残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鱼病，那鱼病怎么来的，就是养殖环境和投入品。因此雷霁霖就提出了“养鱼必先养水”，光有水，还不够，整个养殖过程（包括鱼苗、饲料、养殖工艺等）都需要控制。他提出鲆鲽类养殖要走具有现代渔业特征的工业化养殖模式，以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短缺、养殖空间受限、鱼病频发和产品质量安全等制约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雷霁霖虽然有这样的设想，但是，怎么去实现又成了问题。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和项目的拉动。2008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启动。雷霁霖的得力助手，鲆鲽类体系装备与工程岗位科学家关长涛介绍：“体系的建设思路与雷院士的想法不谋而合。”

通过体系建设八年来的工作，关长涛认为，基本构建了 “工业化循环水养殖模式”，具有养殖环境可控性强、节水节地、生态环保、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少等特点，已成为未来海水养殖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张兴元看来，健康养殖，既要养水，也要有优质饲料，有疫苗，健全的体系，这才是成功的健康养殖。单靠其中一项都不行，“正因为有了体系，整个产业链各环节得到了保障，才能从源头上保障食品的安全”。

以前的养殖业没有计算环境养殖成本，如果都算起来，鲆鲽类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杨正勇认为雷霁霖提出的这种循环养殖，更实现了生态友好的发展，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和谐。

禹山林认为这个体系在未来会发生更大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还要轮作和休耕。“我们理解这是要把地养好种好，要可持续而过去其他单项指标只考虑产量指标能否完成，以后的事情不管。体系包含很多种植业体系，大家一起结合起来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好‘十三五’了，我们体系也在做跨体系协作的计划。相信我们体系在‘十三五’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