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近日，马钢合肥子公司百余名职工因血铅水平超标要求公司给予赔偿，却被公司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

无独有偶。不久前，湖南衡阳“儿童血铅超标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儿童家长索赔206万元，判赔却只有2.6万元，尚不够起诉成本。

“血铅”危害频频触痛人心，法律却屡屡爱莫能助。在我国，血铅超标的维权之路为何如此难走？

维权坎坷源自科学盲区？

“上述案件中，公司推脱责任的借口并无法律依据。”山西艾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崔万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尽管法律要求污染者负举证责任，但受害者一方也应尽量掌握有利证据。

然而，此前的报道中称，目前国内尚无量化血铅儿童损害程度的技术。这使得受害者难以“利器在手”。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明德表示，很多污染因子与损害的相关性至今在科学上尚无定论。这成为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案件“维权难”的症结所在。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的余晓丹认为，铅作为研究历史最长的重金属之一，对健康的损害、对智力的影响等都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就连血铅浓度上升与IQ值下降之间的定量关系，都研究得很清楚了。”她说。

不过，余晓丹指出，如何从经济角度衡量一个医学指标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决定金钱补偿的额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社会经济和医学管理领域的专家介入。

除了对幼儿的神经发育有影响，血铅最常见的损害还包括肝、肾损伤和造血功能抑制等。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王小岩介绍说，不同个体在铅暴露下的肝肾受损程度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且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存在肝肾功能问题的人。因此，这些因素可能对铅中毒效应的评估造成干扰。

在衡阳儿童血铅超标案里，一个突出的争议在于血铅检测的采样时间。13名原告中，绝大多数只提供了1年甚至更久以前的一次血铅检测值。而法院要求，鉴定铅中毒须连续两次检测静脉血铅水平。原告担心，如果真的去做二次检测，时间过去这么久，血铅的浓度肯定已经下降。

对此，王小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铅进入血液后，会很快被相关蛋白转运，沉积在肝、肾、骨骼等。一次暴露后，血铅浓度的峰值只存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迅速下降。

现实情况下，人体对铅污染的暴露并非一次性的，而是长期慢性暴露，很难判断峰值何时出现。这也为患者选择检测时机加大了难度。

“从现有报道中很难确定患者一次检测时是不是处于血铅浓度峰值，但不是的可能性很大。”王小岩说。

暂无替代的血铅检测

既然铅在血液中停留的时间很短，并最终会沉积在一系列脏器中，为什么还要以血铅检测结果作为依据呢？

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陈景元解释说，除血铅外，目前还有多种方法可检测机体的铅暴露水平，如尿铅、唾液铅、发铅、骨铅、牙齿铅、指甲铅甚至便铅等。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检测方法均存在不同的问题。

例如，唾液铅受收集方式、个体营养状况、激素水平等影响，重复性和可靠性不佳；发铅、指甲铅浓度易受到外源性铅污染的影响；骨铅测定方法的敏感性、精确性和重复性相对较差，并对仪器有特殊要求。

“出于种种原因，血铅仍是衡量机体铅负荷及吸收情况的最常用指标，也是应用最广的铅中毒检测方法。现行的铅中毒标准也是依据血铅检测结果制订的。”陈景元说。

尽管如此，余晓丹指出，血铅只是人体铅代谢值的一部分。那些血铅检测数据中无法体现的部分如沉积在骨骼中的铅，也有潜在危险。如果孕妇在骨代谢活跃期发生骨折，骨铅就可能重新释放到血液中，从而危害后代健康。

因此，即便经受铅暴露多年后，患者血铅水平已经降低，也并不代表身体损害的结束。

直面血铅检测乱象

目前我国尚没有常规的血铅检测筛查，对儿童和生活在特定工业区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在怀疑自己已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去检查。

“常常有这种情况：个别人查出血铅超标后，一个村的人都来检测，才发现大家都出了问题。”余晓丹说。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张时民坦言，目前开展血铅检测的机构主要是各地的职业病防治所，结果也相对可信。至于医院，大都不设血铅检测项目。而少数有此服务的医院以及各类小型检测机构，往往良莠不齐。

“现在好多机构的检测方法不规范，所用的设备、试剂缺乏质量管理方案。”张时民说，“这就导致一些受害者拿到的检测数据质量上没有保障，也很难被司法机关采信。”

王小岩也表示，像血铅这样微量存在的元素，对检测精度要求很高，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检测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但维权者必须求助于权威机构。”她说。

余晓丹则强调，血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群体事件，需要的是国家政策层面的重视。在我国，主要的铅污染源大多是新建的厂区、矿区，很多明确的铅污染源即便被发现了，仍未得到妥善处理。

对此，陈景元建议，对严重的铅污染源，应当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通过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等减少排放。对普通民众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过度装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