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多元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族裔的多元化可以打破同一性，促使人们去更加仔细地观察事物，多元化实际上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无论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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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0日，《美国科学院院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族裔多元化抑制价格泡沫》的文章，在该文发表一年后的2015年12月9日，该文作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将自己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公诸于普通大众。这个发现和观点凝结成一句话就是：多元使人更明智。

美大学校园里的种族问题与平权法案

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的通讯作者和主要作者是列文和斯达克。前者是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管理学院教授，后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的，也是这两位作者。

《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一开头就写到，就在他们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开始接手“平权法案”的案子，同意进行第二次听证会。案件是一位白人女学生费舍尔状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在自己申请大学时，仅只因为自己是白人而将其拒之门外。

所谓平权法案，是针对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给予优惠的待遇，从而减少对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歧视进而达到平等的一种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案件还是格鲁特vs博林格尔。该案旷日持久，从1996年提起诉讼，到2003年最高法院判决，历时7年之久。

该案的起因是，身为密歇根州当地居民的女生格鲁特，成绩优秀，GPA3.8（满分4分），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是法学入学考试，满分180）考了161分（达到了一般好学校要求的160分的要求），在申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时被拒。但格鲁特后来发现有黑人学生比她的两项分数都低却被录取了，于是她一举将密歇根大学告上法庭，指控该校对其有种族歧视，违反了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的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校长是博林格尔，因此，该案件即被命名为格鲁特vs博林格尔。而密歇根大学抗辩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基于平权法案的少数族裔优惠政策。

在高等法院，该案最终以5：4的微弱多数判决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胜诉，实际上维护了密歇根大学的倡导族裔多元的主张，进而维护了平权法案得以继续进行。2003年，联邦法院女法官奥康纳在评判该案时提出，招生政策应该注意向那些“未能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倾斜。维护平权法案将有助于维护一所大学的智力建设目标。

而在这次新的诉讼案件中，费舍尔提出，多元化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而不一定非要依靠考虑人的种族来达到目的。费舍尔的观点，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很严肃但却既是学术也是颇为现实的问题：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使用种族政策确实有其合理合法之处呢？难道多元化就一定要考虑种族或者族裔问题吗？

列文与斯达克的回答是：有的和是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证据。

令人耳目一新的实验

列文与斯达克的观点旗帜鲜明：多元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族裔的多元化可以打破同一性，促使人们去更加仔细地观察事物，思考也会更加深入，而且更容易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他们的研究表明：多元化实际上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无论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

他们的实验看似简单，但却非常有趣。实验找了一些人进行分组PK，要他们从问题中寻找答案。当然，正如他们在《美国科学院院报》所发表的文章的题目，他们要解决的是价格泡沫。

实验伊始，他们先找人员单独谈话，告知其相关信息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最终要计算出模拟股票的准确的价格。最开始，他们搜集的是个人的答案，而且，为了看他们是否真心投入计算从而得出了相应的答案，实验要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股票买进和卖出，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而且，凡是最后的盈利所得，全归个人所有。

继而，实验允许每个人可以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然后再作出自己的决定。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人有一种人际交流。但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其他人的行为可以让自己有所收获，会产生新的想法，进而作出正确的选择；二、人们往往会有一种从众心理，从而选择错误的道路。在列文与斯达克看来，这种人际交流究竟会走向何方，究竟是正确选择还是错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于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具有怎样的思考深度。

接下来，他们把每一个参与者都安排到一个小组当中去。这个小组要么全是同族裔的人，要么就是多元化的，所谓多元化，就是至少包含有一个其他族裔的人。为了使实验更有说服力，也为了证明该实验就是想考察多元化的效果，而不是去考察多元文化或者多元历史，他们在族裔的选择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在得克萨斯州的实验中，他们就把白人、拉丁美洲裔和非裔都包括进来。在新加坡，则把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纳入进来。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实验中，他们特意选择的场景，是要人们去作分析性思维的，同时，这种思维又不怎么受来自哪个族裔的影响。

出人意料的实验结果

实验的结果是惊人的。一方面，当个体进入到多元化的群体中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的准确率提高了58%。他们所计算出来的价格更接近实际股票的价值。只要他们参与到多元化小组的交流中，表现都比过去更加出色。而另一方面，在同一种族的小组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亚洲，结果却恰恰相反。一旦与同族裔的人在一起，大家容易互相模仿，且容易选错道路。一旦对他人的答案有一种似是而非但又过度的信任，然后就是漫不经心地效仿他人，这个时候就导致错误蔓延。这一点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在族裔多元的小组中时，每个个体都更倾向于去辨别错误与准确的答案。

由此，该实验说明，族裔多元可以带来一种认知摩擦，促使人们去思前想后、深思熟虑。

实验的结果还显示，族裔多元所带来的益处，仅只是来自少数族裔在场的时候才会出现。从开始看，当人们还未彼此交流时，待在同一族裔的小组还是待在多元族裔的小组中，数据上未显示太大的差别。但当小组成员开始彼此交流时，差别开始显现。当人们被“像我们这样的”人包围时，彼此很容易受影响，也更容易选择错误的观念。但在多元化的情形下，人们则更容易选择批评性思维，这有助于人们去甄别错误，也防止人们滑向错误计算的方向。

为此，该实验提出，对于学习而言，族裔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而学习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目的。因此，提高多元化的目的不仅是让那些少数族裔有更多的人进入大学，还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

用列文和斯达克诗意的表达就是：族裔多元化就像一股清风，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作者观点

中国高校应更加注重“对内”开放

应该说多年来，中国在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成效显著，举世瞩目。仅以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就有将近20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但我以为，相对于中国目前（截至2015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消息为止）具有超过2800多所高校而言，相对于具有55个少数民族的众多考生而言，中国的民族高等院校还是太少了。因此，中国的普通高校还大有可为。

首先，普通高校应该公开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在很多高校，类似的数据偶尔会公开，但不是常态。在美国，不仅高校，就是中学，也会公布其学生的来源，包括多少白人、非裔、亚裔，甚至包括男女比例等。这样数据的公开，有助于考生及其家长了解情况，也有助于社会的监督。

其次，普通高校特别是名校应该提高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以我现在所能在网上查到的数据为例，2015年9月，清华大学录取的本科生中，少数民族考生比例为9.6%。2014年9月，北京大学所招收的少数民族的新生比例为11.9%，比同一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据报道是近年来最高的。这样的数据，与美国高校的族裔多元的数据比起来，显得太低了。以哈佛大学2015年录取新生数据来看，其中非裔占11.6%，亚裔占21.1%，西班牙或拉丁美洲裔占13.0%，原住民占据1.5%。这些加在一起，就占了47.2%。

我注意到，北大、清华等已陆续启动今年的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工作，分数线最低可降至一本线录取。此举是为落实此前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16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希望同时也能够提高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加大高校校园中文化多元的氛围，促进中华文化的多重交流与发展。

中国高校的这种“对内”开放，将会把我们的高等院校建设成为更加多元化的人才集合地，从而使我们的师生都从中获益，也更有利于中国高校早日实现“双一流”的目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