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新

崔海兴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计划到2020年，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共4.04亿人，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比上年增长1.3%。而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约两成，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还不到一成。这说明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学历层次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

那么，农民工再教育的重点在哪里？应采取何种形式？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再教育问题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技能、学历、素质何者为重

《方案》的教育内容强调对于农民工的再教育一是加强技术技能培训，让他们在短期内获得就业以及增加收入的优势条件；二是加强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培训，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甚至投身创新创业，让他们实现“由内而外”全面的城市化。

在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王景新看来，培训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工的技能和管理知识。“农民工要融入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综合素质需要提升。但农民工要在一个地方生存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有一份像样的收入，这样才可能有体面的生活。只有农民工有技能在城市当中生存下来，他才有可能融入城市的生活。”

王景新强调，技能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其内涵是与时俱进的。“传统的技能在一些领域仍然需要得到传承和学习，但我所说的技能不全指传统的技能。”王景新认为，技能是根据社会上最新的用工需求不断变化的，是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必需的知识。要跟社会发展潮流、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后工业时代和新型城镇化的需求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崔海兴则认为，从短期来看，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再教育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学历教育很重要。“现在有一个提法是新型职业农民，很多农民可能掌握一定的技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他的技能可能很快就过时了，还需要再培训。”

多种培训方式互补

在农民工再教育方面，有专家提出“互联网+农民工”的方式，以期能降低学习门槛、增强灵活性。

王景新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有些培训必须采取面对面的现场形式。“有些培训不是网络和黑板上可以教出来的，必须在实践操作中学习，要在实践场地中训练出来，不可能完全依靠‘互联网＋’就能做到。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不同，有的教育需要现代课堂的教育方式，有的教育需要‘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方式，有的需要在工厂和实践基地训练，还有一些可以用互联网的形式进行。”王景新强调，这几种方式应该是并存的。

崔海兴对此持相同观点。“培训形式应该多种结合，对具备上网条件的农民工可以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相应培训。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是信息和知识传播的一个很好途径，通过互联网学习也会是全社会的趋势。另一些不具备互联网知识或条件的农民工还是需要通过面对面的培训来提高技能的。”

政府+企业+公益组织

有媒体评论认为，在农民工再教育方面，政府财政力量毕竟有限，应当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农民工再教育中来。

从王景新以往的调研经验来看，农民工再教育可以从新型农民培训中获得一些经验。“国家在培训新型农民方面划拨了很多经费，组织农民进行培训，但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是：有钱但没有人愿意参加进来。”王景新估计农民工再教育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3亿农民工只有150万的培训目标，这个数量确实不够，经费也有限。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再教育培训不跟他们的就业实践联系起来，这种培训恐怕很难有听众。”

从社会生产的实践来看，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在招农民工的时候都要求熟练工。“企业从盈利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很难有动力送农民工去培训。只有国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培训有潜能的技术人才，这样对企业和工人来说才是负担较轻的方式。”

崔海兴认为，政府在农民工再教育问题上应该起到政策引领作用，由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具体实施。“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政府直接出资进行农民工再教育培训；二是政府出台激励制度和政策，例如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费用可税收返还，从而鼓励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进入相关领域，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农民工再教育的热情；三是政府购买服务，对于专门进行农民工培训的第三方机构，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培训。”

崔海兴提出，可以大力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农民工再教育中的作用。“比如农民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基本的农民服务组织，可以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和服务。”

崔海兴强调，多数农民工的技能还停留在基本操作层面，农民工自我学习的能力还很欠缺。因此，培训需要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要在学习型社会中将农民转变为“学习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