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启瑞和他的“达·芬奇密码”。资料照片由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提供
上世纪50年代，被我国政府用美战俘换回的蔡启瑞如今已经102岁。他耗费半生精力研究化学模拟生物固氮课题，要跟生物学习，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固氮成氨!但生物进化经过几亿年，而蔡启瑞只有短短百年，这个题目的难度堪比“哥德巴赫猜想”，他电脑里那些“达·芬奇密码”般复杂的模型图，也成为未解的“蔡老猜想”。如今蔡启瑞住院5年，已不能用语言进行沟通。记者进行了一场“抢救性”采访，从他的家人、科学界后辈的口中了解这位老人，希望这位“世纪院士”的科学成就和品格能为大众所知
■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刘娟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总有一个情结。
每当有人问起:“你长大想做什么?”当时的“标准答案”是:“科学家!”似乎人人都有一个“科学梦”。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孩童未必都成了科学家，但“科学家”这三个字，俨然成为一种符号，凝结着人们对科学的崇敬和向往。
蔡启瑞，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战友”们都走了，这位“世纪院士”还在执着地求索
白色床单，蓝色病号服，时间在厦门市第一医院的病房里静静流淌……
病床上躺着一位102岁的老人——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学科奠基人之一蔡启瑞。业内人士尊称他为“蔡先”，1914年出生的他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
其实早在1990年他76岁时，蔡启瑞就主动提出“退休”降薪，办理手续，实际上成为“院士退休”第一人(当时叫“学部委员”)。
然而“退休”后的蔡启瑞，还是天天一大早就来到实验室，年逾80还自学电脑，做复杂的模型结构图。
这种家人都难以理解的坚持，一直延续到97岁，他的健康情况终于使他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为止，那年他摔倒了，之后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眼里。
蔡启瑞在钻研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课题——化学模拟生物固氮。
固氮对于农业生产意义重大，人类能工业固氮合成氨，但要额外消耗能量和物质以提供高温高压条件；而生物可以在常温常压的普通条件下固氮成氨。
蔡启瑞要用化学的方法，跟生物学习，但生物完成这一进化用了几亿年，而蔡启瑞只有一辈子。
尽管蔡启瑞的这一辈子，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远比很多人长寿。
但，远远不够。
蔡启瑞的长子蔡俊修说:“刚进医院的前两年，他的脑子里还在构思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模型，长年累月地想，梦话里自然而然地喃喃而出这些极少有人能懂的‘密码’。我们常说，这是他的‘蔡老猜想’。”
这是一条孤寂的路，最初与蔡启瑞同行的新中国化学第一代巨匠们——唐敖庆院士、卢嘉锡院士已相继离世，仅剩他还在病床上坚持着。
197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议，国家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周恩来总理批复同意。在这个背景下，由化学家唐敖庆领头，把惺惺相惜的蔡启瑞、卢嘉锡都纳入进来，他们成为最初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理论研究三人组。
和蔡启瑞齐名，被誉为催化界“南蔡北闵”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也于2016年3月7日5时5分在北京逝世。
“故友凋零情意在，岂甘衰朽惜残年”，蔡启瑞不甘心败于自己的年龄，他曾无奈写下这句诗。老友们相继离世，留下他在病榻上坚持着，继续走在那条孤寂而非凡的路上。
“我一天也不能等了!”
半个世纪前，平素性格温和的蔡启瑞也曾“说走就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对峙，在美的中国专家学者，一概被滞留。这批人中，也有科学家钱学森。
彼时的蔡启瑞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他心急如焚，年年递交回国申请，收到的都是拒令。
直到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为条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提前放行，蔡启瑞是这11名留学生之一。
后来的60年，蔡启瑞这个名字，和中国催化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得主之一，88岁的张乾二院士感慨地说:“科学家必须热爱他的工作。如果一个科学家不为探求真理，只为求名求利，在科学方面就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真正的大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为科研兴趣，或纯粹为国家需要。做到前面一种并不难，因为课题可以主动选择；做到后面一种比较难，因为方向不由本人决定。”
蔡启瑞是后面一种。
出于国家的需要，1958年，44岁的蔡启瑞改行了，他放弃在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就像他放弃国外的小汽车、保险金和优越的生活一样果断，从结构化学转行到催化领域，清零之前的学术成果，拒绝其他名校的邀请，回到母校厦门大学重新开始。
那时中国最需要的是通过催化研究发展石油化工。但当时苏联将人才撤走，中国的催化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催化剂的研究是以“撒胡椒面”的形式进行。
蔡启瑞提出了配位络合催化的理论，科学地指导催化学科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学术思想，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58年，他成立第一个催化教研室，接着又受教育部委托成立催化讨论班。后来从这个班走出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催化领域专家学者，有人称之为中国“催化界的黄埔军校”，蔡启瑞因而成为中国催化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生张鸿斌回忆:“‘蔡先’不仅是化学家，也是能源化工发展战略家。”
将国家命运时刻担在肩上，不为名利，也不求被人理解，做好自己就够了——蔡启瑞就是这样“硬气”的一个人。
“欣喜和激动地获知，国家正在不断加强能源工作力度……启瑞虽年过91，但仍乐于用我的有限余热，为中、青年同事们加油、鼓劲。”这是蔡启瑞在2005年时写给时任总理温家宝的信，他在这封信中为国家提出缓解能源瓶颈的建议，并为青年科研人员加油打气。
不擅长申请科研经费，可以算是蔡启瑞少有的一个“缺点”
2009年，中国科协向国务院报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提出这些老科学家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活档案”。2010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
前国际电化学学会副主席，89岁的田昭武院士撰写的采集工程文章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人生楷模蔡启瑞。“因为蔡先不仅在科学方面是楷模，他的品格也是我们的楷模。”
田昭武常跟学生讲，人生的价值是一个分数。分母是社会给予的东西，包括科研经费实验室等，分子是科学家真正给社会做了多少东西。有些科研工作者拿了很多经费，同一个题目申请好几个项目，拿了国家不少钱，但做了很少的成果，这样的科学家，分数值也许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但蔡先不一样，他的贡献很大，可是索取很少，有时候回报多了还不愿意接受，现实生活中很少见。”田昭武说。
田昭武回忆，蔡先回国伊始学校给他评定为二级教授，当时王亚南校长给他定的薪资比较高。
“当时他自己要求降为三级教授，恐怕很少人能做到。”田昭武说。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有人说，不擅长申请科研经费，可以算是蔡启瑞少有的一个“缺点”。
蔡启瑞的朋友圈都是“泰斗”，唐敖庆、张存浩等好几任科学基金委主任都是他的老朋友，按理说，蔡启瑞得到认可、获得经费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莫名的倔强，一直没有通过这些关系去要经费。
但他的科研成绩是世界公认的，他不开口，也会有项目主动找上门来。
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资助蔡启瑞去国外学界交流固氮课题，蔡启瑞一路“紧巴巴”地节约食宿费。探访结束前，与他的学生张鸿斌在华盛顿相会了。蔡先交代张鸿斌说:“我们还剩下一点钱，等到你明年要回去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带回去。”他把省下3000元美金交给张鸿斌。
张鸿斌果然买了一台计算机回来。1982年时，计算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是很奢侈的，国内少见。
“蔡先很希望我们能够跟得上世界的脚步，早点用上计算机。”张鸿斌回忆说，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令他印象深刻，而蔡启瑞不止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今天，崇尚科学的风气依然强劲吗?
医院病房里，空气安静得仿佛凝固。这个一生倔强又温和，性格矛盾的老人，双目紧闭躺着。时间这位对手，蔡启瑞终究还是无法战胜，他的固氮梦想，也许此生难以实现。
但是他此生的每一次进步，都向他的作品——“真理”迈进了一步。
有人说，科学家和艺术家有一个共性，他们很可能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作品被世人所知和应用，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倒在了追寻真理的途中。
“但即便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去做，不去坚持，谁去做呢?”获得今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厦门大学化学系谢素原教授说，“相比于蔡先当时的科研条件，现在不知道好了有多少!国家强大了，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越是困难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们越有责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的突破、技术的革新常常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在金钱和娱乐乱花迷眼的今天，崇尚科学的风气依然强劲吗?
记者撰写本文时进行的一个小调查，结果令人沉思……
调查在一群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中展开，当记者问道:“你长大想当科学家吗?”在场10个孩子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有些孩子问:“科学家的收入不会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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