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ie López-Honorato说：“当你没有经费时，会感觉到压力。当你有了经费时，同样会压力重重。”图片来源：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Martin Tingley有点想放弃。那是2014年的深秋，他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一年多。在看望完波士顿的妻子后，Tingley正驱车回家，而这要花费他8个小时。Tingley感觉自己压力重重、疲惫不堪，几近潸然泪下。当一辆辆车在凌晨的夜色中呼啸而过，车灯让他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仿佛置身于视频游戏。

通常，Tingley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恬淡寡欲的人”，同时事业进展得还算顺利。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统计学的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的博士学位。有了这些，再加上4年的博士后经历，Tingley获得了稀有的终身教职职位。他原以为自己很快将成功地把统计学和气候科学结合起来，从而产生资助机构声称想看到的交叉学科研究。

但事实上，科研生活要艰难得多。Tingley发现自己每周要花60～80个小时教课和搞科研。他的启动资金已经用完，但还未获得大型资助。同时，根据美国科研界常见的做法，Tingley所在高校将不会为其支付暑期3个月的薪水。由于妻子没能搬过来和他一起住，Tingley只好在周末疲惫地往返于两地。看上去，Tingley背负的压力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一些事情必须得放弃。

Tingley是对科研生活深感沮丧的众多年轻科学家之一。今年8月，《自然》杂志在脸谱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让正在开始第一份独立工作的科学家讲述他们面临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哀鸿声。在一周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科学家坦诚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我看到很多同事离婚，变得筋疲力尽或者放弃科研，而我现在也很疲惫。”来自比利时的一名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写道。《自然》杂志选取了3位年轻研究人员，听他们讲述科研生活中那些最常见的挫折。

为获取资助而战

和很多刚做了一年的助理教授一样，Tingley立马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吸引资助和学生以及在课堂上创新的压力。他还知道，从学校获得的约20万美元启动资金将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了资助。Tingley说，这一过程“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同合作者、亚利桑那大学有机地球化学家Jessica Tierney就过去海水表面温度的指示物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在第一轮评审中，虽然申请书得到两个“优秀”和 两个“很好”的评分，但仍未获得资助。两人被鼓励重新提交研究计划，而他们也照做了。在下一轮中，申请书的得分更差。“部分责任在我。我太失败了。”Tingley说。不过，此事反映了年轻科学家在试图开始获得研究项目时面临的挫折。

的确，对《自然》杂志作出回应的科学家的看法揭示了年龄造成的差异：很多人感觉，现在的资深研究人员在科研界经历着更加舒适的发展轨迹，并且拥有竞争优势。

2014年12月，在经历了车上最糟糕的时刻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了1个月。第二个月，他回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并再次感受到冬日的寒意。走在校园中，Tingley感觉自己的脑袋正在撞击低沉的云层。他知道，大部分时间将被教授两门高级课程“吸走”，因此留给科研的时间很少。同时，他又要开始令人疲惫的周末通勤去看望妻子。如果不能很快获得资助，暑期薪水也将泡汤。“我和妻子都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Tingley说。

为此，他开始在深夜上网搜索，并且在今年3月发现了一份完美的招聘公告。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正招聘在气象学、统计学和气候方面有经验的人。2个月后，Tingley开始在那里工作，而妻子也很轻松地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谋到了一个职位。如今，作为资深研究分析师，Tingley负责对灌丛火灾、旋风和其他风暴造成的风险进行建模和量化。当然，这种跨越大陆的举动并非轻而易举。作为进入私营部门的年轻研究人员，Tingley不得不再次重新证明自己。

内部压力

2012年3月，材料学家Eddie López-Honorato在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高等研究中心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López-Honorato说，他平均每晚只睡4个小时。在López-Honorato看来，自己和那些事业刚刚起步的研究人员正“处于孩子和伴侣在家里最需要我们的时候”。目前，他的第二个孩子刚8个月大。

López-Honorato一直在挣扎自己是否有正当的理由抱怨，并且知道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生的。这是一个让很多年轻研究人员纠结的问题——当你是那种为自己设定目标的人，便会时常问自己何时才能拥有足够的经费、学生或者论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家Philip Guo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描述了学术界人士如何经常感觉自己处在一台速度不断加快的跑步机上。Guo写道，他非常清楚“自己被寄予了何种以及多高的期望”。作为学者，他们要教课、提供建议、搞科研、撰写基金项目，并且为院系、学校和学术界提供支持。然而，“这些工作来源对于彼此并不了解，也互不关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著名生物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任院长Bruce Alberts强调年轻研究人员需要两种大型资助：一种支付他们的薪水，另一种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撑。“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他们怎么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很优秀？激励机制完全是错误的。”

今年，López-Honorato试图降低自己的期望，只申请了一个行业基金项目（2012年申请了7个），为的是能按时回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不过，这种内部的压力最难平息。“我们想做得最好——这也是为何我们能拥有现在的工作。虽然这是一种个人的压力，但想要消除非常困难。”López-Honorato说。

没有时间思考

计算一直吸引着Felienne Hermans。10岁时，Hermans便自学了编程。她在大学里专攻计算机科学，并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那里，她将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电子数据表中，从而使会计或生物学家等终端用户有了维护及注释数据的更好方法。这项创新性的工作为Hermans赢得了发表顶级会议论文的机会。当一个终身教职岗位对她所在的研究小组开放时，Hermans询问自己能否申请。她击败了内部和外部候选人，在2013年3月成为独立教授。当时，Hermans只有28岁。

然而，两年后，她感觉不知所措。Hermans肩负了多种责任：管理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为授课作准备，并且经常收到似乎无休止的为期刊和同事评审论文的“服务”请求。在电子表格方面开展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她想转向更加刺激的研究领域。不过，发表文章的压力持续困扰着Hermans。虽然她的工作时间形式上有40%被分给教学、40%分给科研、20%分给学术服务，但现实情况是科研应当胜过其他一切。“发表4篇论文总是要比3篇好，5篇又要比4篇好。”Hermans说。

在她看来，目前科研产出等同于论文发表数量的观念压制了所有创新性。“论文只是交流想法和试验的一种形式。”Hermans期望“能有一个下午望着窗外，好好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宗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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