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黄河象的发现，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也是20世纪中国古生物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当时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随着科教影片《黄河古象》的播映，黄河象的声望一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古生物。黄河象及其复制品不仅在国内多家博物馆展出，还曾东渡日本、南下新加坡展览。由科普作家刘后一创作的《黄河象》选进小学课本，让黄河象印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里。

历经30多年，一波拍摄、报道黄河象的热潮再次回归。在此期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骏义作为早期参与发掘者也多次接受采访，一个个细节从记忆中打捞出来，促使他写了《追忆黄河象：一个考古人的手记》一书。

没有他们，就没有黄河象出土

黄河象，1973年在甘肃省合水县出土，身高4米，体长8米，象牙长达3米，属于剑齿象类。

合水县在甘肃省庆阳市的东部，陇东黄土高原的东端。为解决当地用水问题，1972年，合水县开始了河口水电站的建设工作。1973年1月20日，和往常一样，当地农民进行挖砂、清土、筛砂，突然，在一处崖壁上，从挖的砂土中带下一块洁白色的东西，再看那处崖壁，还有两根长长的圆状东西。正当大家在猜这是古树木头还是动物的尾巴时，有人过来说这就是药材公司经常收购的“龙骨”，一听到可以卖钱，所有人都开始抢着拿回家。

消息很快传到工地负责人姜登盼那里，这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八路，他立即赶到现场，叫大家不要乱挖、乱拾，并迅速进行现场保护。随后，姜登盼联系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许俊臣。

得到消息的许俊臣骑了10公里的自行车来到电站工地，当他看到地层中碗口粗的“龙骨”时，就知道这是古代脊椎动物的化石。于是，和姜登盼等人一块儿向群众宣讲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并增加保护措施。

另一方面，许俊臣立即回去向县上领导汇报这一发现，并提出保护、收回、向省里报告等建议。最终，这件事受到省里相关部门的重视，并派研究人员去合水县勘察化石。当时在省博物馆工作的谢骏义正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郑绍华表示：“作为化石种的一个个体，黄河象是保存状况最好的。”这正是得益于这些措施，才让化石得以保存。郑绍华还举例说，1971 年，另一个地方也挖到了“龙骨”，但没有得到好的保护，当地人都拿到药材公司去卖，数量多到用拖拉机运。不用说，当他们赶到时，已人去“矿”空。

谢骏义在1973年3月到达现场，这之前的“故事”是他听来的。随后他参与了化石的保护、发掘等工作。“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天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姜登盼提供后勤，都是聊这些。”后来，谢骏义还和许俊臣一块儿在陇东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中间闲聊也聊到这些事，了解更多了。

原来真的有大象

正式发掘从1973年4月5日开始，直到5月17日收取脚趾骨，历时43天。主要成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赵聚发及谢骏义、许俊臣等人，赵聚发负责技术，谢骏义主管行政。

“4月5日开工动土。赵聚发划定范围，由民工5人清理最上面的疏松黄土。”谢骏义在发掘日志中记录下每天的工作。

4月11日，化石全面暴露时，赵聚发判断这么大的、完整的象化石“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现”，这鼓舞了所有的发掘人员。

在发掘即将结束前，他们看到了埋藏在下面的四肢蹄骨，这在象类化石发现史上非常难得。不过让谢骏义遗憾的是，当时杂事较多，没有拍下照片。

因为要写报告，谢骏义出野外都会作简单的记录，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这也使得他能准确地写出当时每天发生的事。

发掘过程中，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去发掘现场看这一盛况，他们在用绳子拦了一道警戒线的同时，赵聚发、谢骏义、许俊臣还轮换讲解，趁机给大家作了科普。

其中也有不少故事。当地村里一位年近八旬的张老汉不相信有大象，天天到工地去看，还说“我爷爷都没见过，这些娃娃咋知道？”随着发掘的进行，他才相信真有大象。

本书的责任编辑、科学出版社编辑刘能说，这本书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复原得比较全面，写到了时代背景，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特色，不仅有发掘经过，还有风土人情。

的确如此，在谢骏义详细介绍中，可以看到在那个坐车、通讯不方便，吃饭还需要粮票的年代里，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多家单位如何合作，遇到了什么困难，群众的反响，等等。比如，通讯主要是电话和电报，但在工地上，这些都成问题，为了及时沟通，谢骏义常常不得不离开工地，也因此耽搁了发掘现场的不少事情而感到遗憾。汇款是另一个难题。在要求追加发掘经费后不久，谢骏义收到邮寄的粮票，可钱没有消息，直到发掘即将结束，才到银行查到一个多月前就汇到的经费。

没有当年的资料，就没有追忆

谢骏义坦言，如果不是找到了当年勘察、发掘黄河象的工作日记、野外记录，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黄河象研究工作时的《北京学习工作日志》，以及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和照片、信件，他大概写不出这本书，正是这些原始“档案”，“把我又带回到当年梦幻般的景象之中，于是心中燃起了撰写文稿的愿望”。

能保留这些资料，谢骏义说这得益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1974年，随着黄河象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谢骏义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他的导师就是贾兰坡。

贾兰坡有一个习惯，就是收藏各种资料，大到工作资料，小到一封信，并将这些资料按年分门归类。谢骏义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资料看上去没什么用。贾兰坡告诉他，将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会有大作用的。

于是，谢骏义也开始收集、保存资料，不管有用没用的都收集起来，特别是有关黄河象的。

牛皮纸样的淡褐色，上写“工作手册”，这是上世纪工作中常用的本子，这是谢骏义“庆阳合水之行”的工作日志，里面有文字记录，还有手绘的图；牛皮纸信封，发黄的信纸上标有红色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用笺”，这是甘肃省政治部文化组王毅1973年4月26日给谢骏义的信；很破旧的“手册”封皮上写有“北京学习工作日志（第二本）”，时间是1974年8月—1975年1月。

“都是记录当天发生的事和一些感悟，很简略，有时几十个字不到一百字，有时就几句话。”谢骏义笑称，而正是这些点滴记录帮他回忆起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不是这些日志和资料，我肯定写不出这本书。”

事实上，从想写一本有关黄河象的书到写出来，早在上世纪末、新世纪初。

新中国成立50 周年之际，甘肃省文物局与丝绸之路杂志社编辑出版了一本《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该书以回忆录的方式，讲述了甘肃省的文物保护工作和重要的考古发现。丝绸之路杂志社主编向谢骏义约稿，他答应并写了相关文章。

因为谢骏义有一些原始资料，所以随后一些电视台、报刊都找他采访，了解当年发掘黄河象的经过。“有人建议我把与黄河象有关的故事也写出来。由于是亲身经历的事，我也十分乐意。可是一旦付诸实施，却发现资料分散，加之杂事缠身，也就把这事搁下了。”这一放又是几年，直到谢骏义退休后几年，手上的工作都结束后，年近70岁时才开始写作这本书。

创作一本书并不容易，为此，谢骏义学习用电脑、学习上网，经过近8年时断时续的耕耘，终于把黄河象的勘察、发掘、研究以及传播写了出来。

“有时别人问我黄河象的发现过程，我感觉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最终能完成并出版这本书，我如释重负，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谢骏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