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制图

不久前，《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目前青年科学家群体面临的困境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讨。

早在文章发表之前，杂志社在社交网站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当被问及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在约1.2万名调查对象中有44%压倒性地选择了“为获得资助展开竞争”。此外，约1/3的人感觉对他们的评价完全基于其发表的论文数量；另外1/3的人表示，他们发表过自己并不感到自豪的论文；16%的人表示，他们曾在科研中抄近路。而且，有高达65%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放弃研究。

这绝对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此后，这一话题持续在科学圈里发酵。

基金之挤

早在今年9月，美国数字媒体公司Vox Media旗下新闻网站Vox就发表了一篇由三位研究者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调查了270名科学家，总结了现今世界科学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青年科学家生活在紧张和压力中”。

当研究人员询问受访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有何困扰时，他们大多谈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诸如研究设计、同行评审等等。然而，这些反应往往来自拥有终身职位的科学家们。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全球博士后供过于求，研究经费匮乏且终身教职在减少，许多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职业前景暗淡，其中一些人卡在博士后的时间长达5-10年或更长。这和《自然》杂志的社论所反映的问题如出一辙。

而对于国外年轻科研人员而言，基金申请的压力是排在第一位的。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做了5年博士后研究员的喻海良在给《中国科学报》的回复中坦言，现实就是这样。

他每年从11月份就必须开始准备基金申请，而且必须持续到第二年3月份正式提交基金申请书。在澳大利亚科研基金申请中（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对于年轻科研人员担任第一负责人获得资助的几率非常低，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科研人员写好基金申请书，然后依靠资深科学家担任第一申请人去获得基金资助。

去年，他自己牵头申请的一个基金未能获得资助。今年以课题团队负责人作为第一申请人，自己为第二申请人，则获得了资助。“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政府经费非常有限，年轻科研人员积累有限，和资深科研人员竞争难度非常大。”喻海良说。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纪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美国科学家写基金申请书的时间比中国科学家长，命中率也低于我们，不是明星科学家几乎很难独立拿到基金项目。

除此之外，常被国内科学界诟病的论文数量，也有些意外地出现在了国外年轻科学家的选项中，虽然比例并不是很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外的科学界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赵纪军说，十几年前，当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情况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

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认为，事实上，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发展的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信息爆炸、国际竞争，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压力和焦虑，而科学家的工作也在被拼命要求提速，强调成果。周忠和特别提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待大学出现了功利化的趋势，“可这真的符合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吗”？

生活之压

关于青年科学家面临困境的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多少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然而各国之间，影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具体问题还是有所差异的。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张义国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学习工作了近20年，回国前任英国邓迪（Dundee）大学医学研究院癌瘤研究系高级研究员(CO-PI)。在他看来，跟国外基金申请成功率不到10%相比，国内科研人员在基金申请方面的压力的确要小不少。

“尤其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科研机构得到的政府资助不增反减，但中国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却在持续增加。”张义国说，一般而言，只要研究内容“真材实料”，再加上连续申请，年轻科研人员想要得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并不是太难。

在赵纪军看来，国内青年科学家面临的压力首先来自生活。国内青年教师（简称“青椒”）的工资收入低常常是他们自嘲的主要内容。这不意味着，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比过去的科学家过得更为清苦。

“重点在于，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而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得过大。有资历的和没资历的，海归和不是海归的，有头衔和没头衔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异超过了他们之间能力的差异。”赵纪军坦言，这种不公平感相较国外更为突出。

以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为例，初衷是希望资源向优秀的人才有所倾斜，它们事实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倾斜过度，无论是收入待遇还是学术资源，就会带来机会的不平等。

竞争之酷

而对于科研本身的压力，赵纪军认为，青年科学家突出面临的是一种“短跑式”的竞争。这种竞争模式与现有的评价制度密切相关。

“一切以数量说话，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赵纪军说，无论是学校排名、学科评估还是人才评价，这些量化指标都是最重要的。

这种短跑式的竞争之所以对青年科学家影响更大，是因为没有这些好看的数字，就得不到晋升，得不到晋升就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一定的学术头衔，在社会上竞争学术资源时也就处于劣势。

张义国认为，竞争与淘汰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公平。青年科学家正处于科研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如果都以追求这些数字、头衔为科研目的，他们如何发掘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内容，如何学着思考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做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能够长期积累的选题。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这不仅对青年科学家不利，对国内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的恰恰是非功利性的，有志气、有热情地去做一项创造性的研究，少而精，而不是一味跟着大项目、大热门，到头来只为别人的发现补充了证据。”张义国直言。

过渡之难

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的书——《工蜂》。作者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5000 多名大学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态。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而高校青年教师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

书中所反映的“青椒”生活，一方面收入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另一方面也缺乏人文关怀，被任其自生自灭。关于后者，赵纪军的看法与其不谋而合。

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从来都被视为一项较独立的职业群体，自由度和灵活性都很高。但对于刚从博士毕业，或者短期博士后出站的年轻人来说，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教授，往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他们都需要资深教授或者团队的帮扶。

与研究所以团队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在高校，新进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加入团队，就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搞定所有工作内容、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但是，高校资源主要倾向于资深教授以及有人才头衔的科学家，普通的青年教师得到的支持力度少，来源单一，如果无法完成角色转变，找准方向，明确职业规划，几年之后很容易被体制淘汰出局。”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西方，相对完善的博士后制度可以帮助年轻人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研究工作，打好研究基础，积累成果从而在学术上立足。在这个较长的过渡阶段，他们往往会成为大科学家身边的资深助手，尽管职位不稳定，甚至被吐槽遭老板“使唤”，也不能否认这是青年科学家学术能力锻炼、培养的重要过程。

张义国提到，这一过程在国内因为一些制度性问题发展非常不健全。“年轻人在进入重点高校、科研机构之前，应该先接受至少4年以上的博士后工作。但目前在国内，这一过程常常被忽略，完成一期博士后要求的时间过短，管理职权也不应该归属行政机构，而是应该交给教授团队。”

赵纪军也建议，高校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经历足够的过渡性训练，应该尽可能地加入研究团队，即便没有团队，也希望能够得到本单位、本领域资深教授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选择之痛

2015年，《自然》杂志曾发起过一项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根据回收的3400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研究人员对于学术界的工作还是有强烈的偏好。在全世界科研机构岗位已经难以承担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的现实下，这样的回答显得让人惊喜又矛盾。

有意思的是，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可能”，或“非常有可能”会在企业找工作。这表明，年轻人对其他出路也是持开放态度的。事实上，在美欧，过去获得生物学博士的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学术界，而现在只是一个小部分人的选择了。

因此，这项调查同样充满了深意。

尽管有些残酷，但在张义国看来，科研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职业。在竞争更为激烈、压力更为巨大的当下，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迫使年轻人真正去思考为什么要选择做科研这条路——你对它是否出于最简单的喜爱和追求，学术对于你的意义是否足够支持你为此付出加倍的努力。

“为减轻科研人生选择的博弈压力，我们是否该检视一下‘与年龄限制’相关的政策，再深度思考怎样做，才能让暂时的失利再然起新希望：是重整再战或是转换跑道，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问题。”张义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