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岛曾是海象牙的关键来源地。而海象牙被雕刻成诸如来自苏格兰的著名的12世纪刘易斯棋子等奢侈品

图片来源：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1721年，传教士Hans Egede乘坐一艘名为“希望”号的船只从挪威航行至格陵兰岛，以寻找欧洲人在200年里从未听说过的挪威农民并将其转变为新教徒。他见到了被冰山点缀且让路于和缓溪谷的峡湾，以及在巨大的冰盖之下闪烁着微光的银色湖泊。不过，当Egede向遇到的因纽特猎人打听挪威农民的事情时，他们指向了由石头筑成的斑驳的教堂墙壁：500年占领期间剩下的唯一残留物。“这么多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同更加文明的世界断绝了所有交流。他们的命运如何？”Egede在一篇对此次旅程的描述中写道：“他们是被当地人的入侵毁灭，还是因严酷的气候或者土壤的贫瘠而灭亡？”

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仍然很疑惑。没有哪段北极历史比这些挪威定居点在15世纪某个时间段的消失更加神秘。针对这片殖民地的陨落提出的理论，涵盖了从险恶的巴斯克海盗到黑死病的所有内容。不过，历史学家通常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挪威人自身，即认为他们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这些挪威农民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某个温暖时期从冰岛来到格陵兰岛定居。不过，根据传说，即便是被称为小冰河期的寒冷时代到来，他们仍坚持饲养牲畜、建造教堂并且开发诸如土壤、木材等自然资源。与此同时，猎取海豹、食用鲸的因纽特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也幸存了下来。

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北大西洋新的出土文物迫使考古学家修改一些长期持有的观点。一个名为北大西洋生物文化组织的国际研究团体累积了关于古代定居模式、饮食和景观的精确的新数据。研究表明，格陵兰岛的挪威人很少关注牲畜，而是更多地关注贸易，尤其是海象牙。同时，在食物方面，他们更多的依赖于海洋而非牧场。毫无疑问，气候给这片殖民地造成了压力，但呈现的重点并不是一个食物匮乏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劳动力短缺并且受到海洋灾难和社会动乱影响的狩猎社会。

重视农耕

1976年，有着浓密胡须且年仅26岁的Thomas McGovern首次到达格陵兰岛南部一个长满青草的峡湾岸边，并且期待着开始他在考古学方面的博士研究工作。当时，关于这些挪威人的基本时间线已经建立。9世纪，使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得以掠夺欧洲北部和中部的航海技术的发展，同时为随后被称为和平化身的挪威人开辟了向西穿行至格陵兰岛的道路。如果几个世纪后撰写的不可靠的冰岛传奇故事是可信的，那么应该是一名叫做红胡子埃里克的有胆量的冰岛人带领若干艘船只在公元985年左右航行至格陵兰岛。这些挪威人最终建立了两个定居点，并且在鼎盛时期拥有上百个农场和3000多名居民。然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到了1400年，格陵兰岛西海岸的定居点被遗弃；1450年，位于岛上南端的格陵兰东殖民地的居民也随之消失。

正如目前在美国纽约亨特学院工作的McGovern当时所写，他和其他人在上世纪80年代收集的数据表明，这些殖民地因“挪威人在面临资源波动时表现出的致命保守主义”而毁灭。他们提出，挪威人将自己视为农民，一心照料着干草地，尽管生长季变短。同时，他们从冰岛带来了奶牛和羊群。

骨头样本显示，即便是很小的农场也养着一两头牛。在当时的挪威，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书面记录提到，包括奶酪、牛奶和一种脱脂酸牛奶在内的乳制品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挪威人的身份来说，没有什么活动比耕作更加重要了。”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家William Fitzhugh在2000年写道。

发现聚宝盆

30年后，在一片被称为Tasilikulooq且两侧都是湖泊的现代因纽特人绿色牧场上，McGovern的两名学生和其他人正忙着挖掘一个曾养过绵羊、山羊、马和一些牛的中等规模农场的残留物。两名穿着橡胶工作服的研究生用水冲洗有着700年历史的土壤，并在一个垃圾堆附近发现了未经辨别的出土物体。一颗和镍币大小相仿的棕色纽扣出现在金属筛上。“他们发现了不只一颗这样的纽扣。” 卑尔根大学博物馆考古学家Brita Hope表示。一名学生则开玩笑说：“我们能用这些纽扣做一件衣服。”

不过，这些纽扣的功能远不及它们由什么制成更加重要：海象牙齿。此次挖掘工作的领队、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Konrad Smiarowski介绍说，一些海象的面部骨头也出现在这片农场中，表明定居者曾在集体出动的迪斯科湾探险中从事过狩猎活动。若干发现均表明，格陵兰岛环境的产物——海象牙是挪威经济的关键。

中世纪欧洲赋予海象牙的极高价值为挪威人在格陵兰岛上获取它们提供了足够的激励。手工艺人将海象牙用于制作奢侈的饰品和服装，以及诸如于1831年在苏格兰发现的著名的刘易斯国际象棋等物品。奥斯陆大学考古学家Christian Keller在2010年内分析的课税记录表明，1327年，一包802克的格陵兰岛象牙值一大笔钱——相当于约780头牛或60吨鱼干。“挪威人在北大西洋发现了聚宝盆—— 一个到处都是海象和其他动物的海洋生态系统。”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历史学家Poul Holm表示。

定居模式发生变化

在距Tasilikulooq现代农场35公里的大主教所在地Gardar，青草在主教住处—— 一座大教堂以及可能由从挪威坐船过来的石匠建造的其他建筑物的废墟附近肆意生长。这里的石头庇护所曾养着100多头牛，而这在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权力的象征。

来自丹麦和格陵兰国家博物馆的Christian Koch Madsen认为，如果格陵兰岛定居点最初只是为寻找和开发珍贵的海象牙自然资源所作的努力而不是一群自由农民的集合地，那么整个社会将需要更多的自上而下的规划。Madsen的工作和其他研究通过揭示气候恶化时定居模式发生的同步变化支持了上述观点。

Madsen对来自1308年挪威农场废墟的木材等有机残留物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日期显示，和其他富裕的农场一样，Gardar很早便建立起来。不过，它们还表明，当小冰河期的最初迹象在1250年左右出现时，几十个偏远的农场被遗弃，并且有时在更靠近中央领地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来。垃圾堆中的骨头帮忙解释了原因所在：随着温度下降，生活在大农场中的人们继续食用牛肉和其他牲畜，而生活在较小农场中的挪威人转向以海豹和驯鹿为食。同时，为维持他们的饮食，格陵兰岛的权贵不得不扩大劳动密集型的做法，比如储存冬天的饲料并为牛群提供庇护所。较大的农场通过建立由佃户经营的农场获得额外的劳动力。

然而，Madsen推测，随着气候恶化，压力开始增大。他认为，普通的挪威农民不得不在自己农场的春夏季需求和每年共同进行的海象及迁徙性海豹狩猎活动之间作出平衡。Madsen表示，较低社会阶层的贫困“最终向上传导至整个社会体系”，使依靠课税和来自小型农场的劳动力的大型农场变得不稳定。格陵兰岛上的挪威人或许从此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宗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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