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科学有了显著进步。图片来源：David Evans

自从该国于1994年6月结束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以来，卢旺达已经在公共卫生领域获得重大进步，但目前国外援助的减少对其发展产生了影响。

类似美国总统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等捐赠者，对卢旺达的援助在过去三年中减少了近40%，这正在危机该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一直以来，卢旺达在困境中逆流而上，被视为一个成功典范。这一问题也在11月14日至17日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召开的世界科学院年会上引发激烈讨论。

“如果援助资金持续减少，不但没有所得反而会失去很多东西。”卢旺达生物医学中心负责管理艾滋和其他血液传播疾病项目的Sabin Nsanzimana说。

而外国援助持续减少表明了两个更深层次的发展趋势：一是金钱的划拨将重新指向那些患病人数最高的国家，二是督促发展中国家为应对自身发展提供更多经费。于是，相关机构已经缩减了对卢旺达的援助。目前，该国已能有效控制并削减艾滋病等疾病发病率。单Nsanzimana引用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流行病学家Anna Vassall的一项研究指出，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卢旺达在教育等优先领域也没有过多的财力可以挪用到公共卫生方面。

另外，Vassall预估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未来五年用于对抗击艾滋病毒上的经费将提高三陪，但大部分国家只能筹集到达到联合国设定的2030年终结艾滋病目标所需要的一半经费。

非盈利组织“健康伙伴”卢旺达办公室研究主任Fredrick Kateera说，经费削减会影响卢旺达或其他地区抵抗疟疾等疾病所需的一些必要研究。“可以建立监控系统，对花费进行监控，从而达到专款专用目的。”

卢旺达长期以来被看做是一个科学帮助发展的最好例证。1994年的种族灭绝以后，卢旺达总统Paul Kagame在公路和高速互联网络接口建设等领域进行投入，并利用科学解决区域问题。经过努力，该国削减了母婴死亡率、新艾滋病毒感染病例、艾滋病死亡病例和母婴艾滋病传播率。

Kagame还利用行政权力确保了国内外科学家主导的科研项目，以促进卢旺达国内发展。2012年，国家卫生部门发布指导方针，强制所有外国研究项目应加强卢旺达的科研能力，例如培养本土科学家或者建设基础设施。在该进行的各项研究中，卢旺达的研究人员通常作为第一或最后作者，相比之下，其他非洲国家的本土研究人员往往不能从国外合作研究中获益。

“你不能仅作为一个参与、获得资料、充当第一作者发布研究结果，然后不再做任何事的全球卫生研究人员。”美国西雅图卫生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流行病专家、卢旺达大学兼职教授Edward Mills说。

对于诊所或政府部门职员，如果他们内未能达到严格的目标也会被重新分配职位或者解雇。例如，在7月，Kagamen解雇了卫生部长Agnès Binagwaho。这位备受尊重的儿科医师曾因运用数据改善公共卫生现状，获得了2015年ROUX奖。但卢旺达疟疾病例在2012至2015年间四倍增长至200万例是导致她离职的原因。

不过，人权组织对Kagamen的独裁倾向很不满，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卢旺达一直保持着较低的腐败率。这在21世纪的前十年获得了很多捐助者的青睐。但这种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当时美国医学研究所等多家组织机构对捐助者的捐助产生疑问，相比那些受艾滋病影响更严重的国家，如斯威士兰，捐助者对卢旺达要慷慨得多。

作为回应，捐助者重新调整了捐助比例。2014年，全球抵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以国家疾病负担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新的分配原则。6月，该基金表示将再次修改分配原则，以回应卢旺达等国家的抗议。尽管如此，卢旺达研究人员仍然感到经济拮据。

“虽然很有做研究的热情，但很多机构还是缺乏资金。”基加利一项艾滋病毒防治项目负责人、内科医师、分子生物学家Etienne Karita说道，他同时也是旧金山在。

尽管受到资金和官僚主义限制，那些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卢旺达科学家通常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努力在重建该国科学中发挥应有作用。

例如，这个叫做Kateera的卢旺达人，他在乌干达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决定回到祖国。虽然，卢旺达很小，它仅拥有乌干达1/3的人口和1/9的面积，致富机会很少，但Kateera却感觉他在卢旺达可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相比在那些更大的国家，你在卢旺达可以产生很大影响，也更容易传播这种影响。”他说。他和其他研究员希望那些捐助者能听到他们的情况，并确保这种效果延续。（张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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