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授何智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35岁，让同事震惊、唏嘘。
他的英年早逝，让被称为“青椒”的大学青年教师群体，再次回到公众眼前，持续引发关注。
“何智的去世也许只是偶然事件，但我们同为高校教师，物伤其类，他今日的死亡，让我联想到我明日的死亡，至少是职业生涯的死亡。”36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讲师夏衍说，人们喜欢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的一部分，然后用少数代表全部，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并非“人人风光”。
10月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多名不同高校、不同学科领域的“失意”青年教师。他们自称因职称名额有限、所在专业冷门、晋升机制残酷等原因，工作多年难以晋升副教授，有的甚至因此被学校解聘。
相比于年轻有为、成绩斐然、名利双收的年轻教授，他们说自己工作强度大、晋升压力大、收入平平，危机感很强。
学习国外“非升即走”
2015年年底是夏衍评副教授的最后机会。
夏衍说，和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实行“非升即走”的政策——讲师有为期5年的固定期合同，聘期内评不上副教授，就不会再续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词源起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一规则在美国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给予新进教师若干年试用期，签订短期合同，试用期满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
“除非学术实力非常突出，不然我觉得影响投票的因素还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等。”谈及自己所在校园里的晋升副教授投票，夏衍说，“我做梦都想找到一个愿意‘罩着’我的大人物、老教授。”
为争取“人情”，他从紧凑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替学校里的教授干杂活、写论文，还积极参与他们的项目和研究组。妻子为他求了“命逢贵人”的佛珠，他天天带在身上。
“但一打开投票的教授会成员名单，我就蒙了，里面的人我谁也不认识。”夏衍说，事后他拨通主任的电话，得知自己只差一票就通过了。在随后的院长办公会中，执教5年的夏衍被解聘了。
但决议并未立即生效，高校教师属于高稳定职业，人事处也很少解聘教师，他们再三研究劳动法、咨询相关律师，才给夏衍下了正式通知，将2016年3月31号定为离职日期。
“好几次都是差一票就留下了。”夏衍对澎湃新闻说：“我发表过8篇SCI论文，拿到了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还是没能留下。”
据他称，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更让夏衍感到无奈的是，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夏衍的研究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
对于夏衍的经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组织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讲师晋升副教授确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学院、学科比例有所区别，“我们主要按照老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估，教学也会考察。”
“高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但‘非升即走’的政策在应该是利大于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冯倬琳认为，虽然政策看似“残忍”，但“它代表国内大学在向国外制度学习。”
在他看来，如今的高校制度是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好，“一直按一个套路发展只能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跟国际接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对于夏衍的遭遇，也有着同样的看法，“用5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越长，对青年教师更换学校、转行更加不利。”
然而，夏衍说，他带着被解聘的“污点”四处找工作，直到目前都没有结果，又缺乏勇气转行，如今只能以代写论文为生。
对此，陈武元表示，“非升即走”虽然是个好政策，但需要用明确、成文的契约规则来规范，“不能靠人情关系、潜规则，还要有受理投诉的组织，老师如果对结果有异议，一定要有申诉途径。”
僧多粥少的“职称名额”
相比于夏衍，中央民族大学的秦婉感觉幸运多了，她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利加入了大教授团队，基本每年都能拿到一个项目，属于夏衍所说的“有人罩着”的青年讲师。对于何时能升副教授，没有“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压力的她并不着急。
但副教授对她而言，意味着尊严和荣誉，是对其学术水平的认可。
她说，国内有高校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而不愿承担蚌的角色”，让许多青年教师深感“孤立无援”。
“好大学不缺人才，可能对我们这些年轻讲师也并不在意，学校的职称名额饱和了，2009年至今，全校教学科研岗一共才评了两个副教授。”秦婉说，她所在的学校，很多主持国家科研项目，且项目排在全国前列的同事，40多岁了仍是讲师。
虽然秦婉自认与同事相比表现优秀，但名额有限，在晋升副教授的讲师队伍里，她还远远的站在队尾。
同样还有一批不着急的讲师，是像东北农业大学青年讲师李建军这一类，“评副教授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不争了。”
东北农业大学并没有苛刻的晋升机制，“我们这边讲师最多可以当11年，到期也不会解聘，只是转岗到图书馆或者校工会，挺好的。”
李建军说，东北农业大学虽是一所“211”院校，但他所在的专业却有些先天不足，时而传出停招、撤并的流言，“专业不够热门，招生也就不太顺利。”
评副教授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但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人文社科并不容易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再加上“边缘专业”的劣势，他索性放弃评副教授，安心做讲师，等时间到了，就转到一个轻松岗位，“等着被讲台抛弃。”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提升大学业绩，2003年北京大学曾引入“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的制度，增加教师晋升压力。
而当时，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系反对声非常强烈，认为限时、计量等考核方式不适合人文社科。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在接受学者廉思采访时说，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40岁才刚刚开始。
“文科出成果很慢，要证明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科研数量也只是其中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踏实刻苦，‘十年磨一剑’，那么即使论文数量不多，在学界也是有话语权的，也可以拿获奖著作来证明你的能力。”陈武元教授说，学校“副教授”岗位有限，势必会产生筛选机制，但筛选机制不应是僵化刻板的“数个数”。
对于高校到底是当“挑珠人”还是“养蚌者”，陈武元教授也有些无奈：“如果用一万年来办一所一流大学，我们当然可以关上门好好培养一批讲师，把每一个都培养成教授，现在‘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已确定。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能让教师间产生竞争，最后拼出几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尖子。”
他坦言，年轻人想要更多的东西，不能等着“你给我”，而应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学校也不是完全不培养讲师，像厦大，每年都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拨给年轻教师，作为他们自由探索的经费，这个值得学习。”
要教学还是要科研
放弃评副教授的李建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教学上。他花大量时间耐心备课，唯恐做得不够好，“有教学型教师，也有教学科研型教师，我喜欢教学生，也能胜任，科研做不了就算了。”
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专业教师本就不多，读博士、忙科研，不少人不愿分散精力上课，大部分专业课都由他来负责。
“考研、保研成功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十几倍，很多都是去了985名校，也算我的一点成绩吧。”李建军将这份工作看得很神圣，他既是教师，又像辅导员，“像双学位报什么、什么时候找工作，甚至听话孝敬父母，我都点醒点醒他们。教书育人，不光授业解惑，更要指明方向。”
如今，执教5年的李建军被认为是全系讲课最好的几位讲师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掌控自己的课堂，让学生有所收获。
相比起李建军，夏衍与学生们则显得更有距离感，他教课不多，交流更少，“能保证他们顺利毕业就可以。”
夏衍说，自己上大学时有教师任务式教学，照本宣科，内容难以下咽，让他一度对学习失去兴趣，后来留学国外，教授带着学生探索钻研，他才第一次爱上自己的专业。
那段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总想着自己当老师时，一定要教好学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要“教学和科研兼顾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完成科研，通过考核，他也开始效仿自己以往最看不起的教学方式。
“不过现在学生也越来越不好‘糊弄’了。”秦婉说，课时负担过重，既要备课、讲课，又要忙于科研，自己对教学也是力不从心。
但她觉得，现在名校的学生水平也不低，不少学生会将自己看作“消费者”，通过评教制度给出“用户体验”，从而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定，而教学监控也越来越规范，“很多学校甚至会全程摄像。”
秦婉现在每周上14节课，为了按质按量地完成教学，科研只能熬夜去做，“现在就是希望开校运动会能冲掉几节课。”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高校应该给年轻教师更多科研机会，而不是加重教学任务。
“年轻教师讲课很难做到深入浅出，往往照本宣科，再加上着急发论文评职称，上完课就走人了，对学生课业上的帮助很少。”他表示，年轻教师应该多做科研，50岁以上的教师则是把课上好，这才是教师的成长规律。
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不能在职称评审上向青年教师倾斜很多的话，至少也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这就要规定青年教师的年课时量，不能让他们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长期超负荷运转，从而失去了学习进修与从事科研的时间。
而对于李建军这类讲课讲得好但科研不达标、因此评不上职称的青年教师们，副研究员冯倬琳建议，在评价教师时应将教学型、科研型、并重型加以区分，“青年教师的发展之路各异，无论是立足教学，还是从事科研，都应激励引导、人尽其才，着力点不同，应该分类评价。”
拼命代课被学生轰
在承担高强度教学、科研压力的同时，收入也成为很多青年教师感觉难以启齿的话题。
依据北京市统计局曾对北京知识分子分布比较密集的3个行业的比较分析：金融业中2013年平均工资达到20万元/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工资平均仅为8.5万元/人，比信息技术从业者的11.9万元还少了3.4万元。
而在高校内部，收入差距也非常悬殊：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曾出版《北京社会发展报告》，对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2010年，教授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最高为79.7万元；副教授年收入最低为2.8万元，最高为67.1万元；讲师最高为57万元，最低只有2.2万元。
与此相对的是，根据CRIC（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整理显示，深圳、北京的2015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为34474元/平方米和27725元/平方米。
“有时会有点不服气，苦读20多年，成绩还那么好，起码得把本给赚回来。”如今月薪7000元左右的夏衍承认自己对收入有很高的期待。问及怎样才算“赚回本”？他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有车有房，有妻子孩子，父母病了有钱治病，活得体面点。”
夏衍说，他曾一度对学校严格的报销政策很不屑，觉得不尊重学者。“好像我们随时要卷款逃跑似的。”而他曾坚信知识分子不会因为钱做不光彩的事。
“现在才知道没什么不光彩的，老师也是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存，有时这点脸皮算什么？”夏衍说，生存的压力，压倒了他的骨气。
对29岁的李建军而言，收入也是一块心病，他清楚记得，刚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现在涨到了4000多元。为了结婚、买房，其他师资不足的院系请他当兼职授课，他来者不拒，课程表从周一排满到周六。
但李建军对其他专业课程并不熟悉，也没有精力备课学习，他开始效仿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一类教师：讲讲故事，念念课本，有时抱怨一下恋爱烦恼，一堂课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在代课院系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被系主任寄予厚望、以往“讲课非常棒”的李建军几乎是被学生们赶出了教室。
“除了点名、念课本，就是自我吹嘘，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尤其是成绩表从头说到尾。”有学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不是想抨击哪位老师，实在是我们花了一学期时间，一丁点东西都没学到。”系主任和李建军面面相觑，现场尴尬而窘迫。
“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余精力，又舍不得课时费。”李建军说，他和女友工作多年，却连看场电影都要定闹钟起床抢便宜票，“学生时代省吃俭用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越来越感到痛苦和羞愧。”
而他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里，“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听着好听，在村里很有地位。”
当上讲师后，已经快到30岁的秦婉本以为能稳定下来了，男友却提出了分手，“他本来觉得高校教师清闲、顾家，没想到我又忙又大龄，有时间都要写论文。”
她无奈地说：“分手也好，没评上副教授我也不敢生孩子。社会要求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但学校的标准和要求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如果不努力，就会逐渐被边缘，然后淘汰。”
从公寓往返学校要5个小时，工作越来越忙，为了节省路上时间，秦婉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工资每个月到手8000元左右，学校旁边最便宜的一居室每月租金也要5000元，现在就是靠家里支援。”
对于他们的情况，教育学者熊丙奇说：“高校贫富差距很大，一些难以独立获得课题、没有科研成果、没有企业兼职的年轻讲师，日子确实会很艰难。”
他表示，我国高校教师薪酬通常采用“工资+奖金+津贴”制度，工资部分很低，而奖金和津贴要靠教师从研究、教学中挣出来。“有的高校，博士毕业的讲师，月收入全部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就是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月收入不到3000元的大学青年教师也不是少数。”
他认为，在薪酬体系方面，国内高校应借鉴国外大学，实行年薪制，取消科研提成等不合理的制度，实行“阳光工资”。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科研提成制造了科研经费黑洞，使科研成为某些学者致富的手段，调查显示，只有40%左右的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研。”他表示，高校应要取消行政对学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依照学术标准、学术规则配置学术资源，而不是大搞权学交易。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他所著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中曾披露：感觉“压力大”的受访青年教师总比例达到了72.3%，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则是他们背负的“三座大山”。
他将青年教师比作“工蜂”：工蜂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知识分子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他们常常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整个蜂群的劳动。
（夏衍、李建军、秦婉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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