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旅居加拿大的董毓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和其他教师一起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曾在西方高校教授过批判性思维、逻辑学、科学哲学、知识理论等课程外，在企业工作的经历也让董毓了解到批判性思维在实际中的应用。

这些都使得这位拥有理工科、哲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研究更有发言权。

如今，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内的热情、认可度已经有了，但却在呼吁、推广效果上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此，董毓建议，让更多国内高校了解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让更多的教师将批判性思维融汇到学科研究、教学中。

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强是伪命题

《中国科学报》：今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一向被认为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中国学生实际上这项能力在世界排前列，但这一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阶段却逐渐失去。

董毓：这是今年相当轰动的报道，但它不符合我们对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长期观察和调查。我们有理由质疑该调查的科学性。

在该报道中，斯坦福大学对中国11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2700人测试了三个项目：识别假设、检测假说、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一项、第二项尚属于批判性思维考察的范畴，但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主干能力，比如辨别、评价和发展论证等能力，报道没有提及；而第三项更显得模糊、宽泛，有考察学科知识的嫌疑，并不属于公认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项目。

文中表述，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从基础教育的“超前两年”到高等教育“衰退”，并指出原因在于中国大学教学满堂灌，造成学生学习没有动力等问题。这种说法不准确。事实是中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均缺乏批判性思维教育。中国学生中学毕业后到海外大学就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不足的案例比比皆是，没有什么在中国大学才“衰退”的事。

《中国科学报》：您说到中国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

董毓：从开课数量可见一斑。目前国内有几万所中学，但开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不超过十所。国内两千多所大学，开批判性思维课的最多百余所。

科学和认识发展史表明，探究、实证是创造知识的必经途径，批判性思维教育正是为此培育人的主观品质和能力。它应该从小开始，并渗透到各学科教育和社会文化中一起进行。然而，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但罕有在学科中渗透者，绝大多数地方甚至连相关课程都没有。这如何能满足培养下一代的思维能力的目的？

只有中国学生具备和西方学生同样的认知能力，才能和他们同等竞争。我曾说过，现状有点像我们的车和别人的比，发动机马力差一半，而我们工厂做的改善，就是给这辆车抛光、打蜡、安装高级音响、配上皮座椅……然后指望它在拉力赛中跑出前三名的成绩。

热情高于了解，怎么破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理想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该如何分工？

董毓：我们在国内大学生中进行教学，他们知道在写论文、作决策时，要从问题辨别开始，要论证分析等。但这些多半只是学会了一些方法，没有形成理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在大学才开始教授批判性思维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从中小学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和技能，使他们形成求真、公正、反思、开放的精神，并初步掌握阐释、分析、推理、判断、解释的一些做法。大学阶段的课程则是强化一些高阶的技能，如想象反例、辨别隐含假设等更有逻辑性和深度分析、发展的技能。这些对科学研究很关键。

《中国科学报》：说到批判性思维，很多国内教育者也意识到了它的不足，也希望发展，但往往出现热情高于对它的了解的现象。

董毓：正是这样。目前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一方面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误解滥用。一些人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只是反对、批判他人的能力。这样的理解产生了两个极端现象：有的拒绝推广它，有的在课堂上搞自以为是的批判。

批判性思维教育有三大作用：促进认知和创造、塑造理性公民以及奠定问题求解的能力。我们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主要方向是，第一，培训在国内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特别要认识到，批判性思维起始于自己对内心偏见的反思，是要排除限制自己认知发展的内在障碍；第二，培训高校理工文医商等学科教师，让他们尽量把批判性思维运用到学科的教学和学习中，让学生获得这三方面的素质，具备在科学研究、职业、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发展能力。

以培训教师为突破口

《中国科学报》：在您进行的教师培训过程中，最希望吸引哪类师资？现实情况又是怎样？

董毓：上面说的第一方向，是培训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师，让他们成为“种子”，希望他们回到学校后开设这门通识课，并能培训校内其他学科的教师。

目前参加培训的老师不少来自于逻辑学和英语专业，其他还有科学、医学、思想政治、管理等方面的老师。各学科的教师各有优势，特别是在自己领域里教批判性思维时。不过，批判性思维素质是跨学科和实践性的。我们鼓励教师多学科结合。英语和其他专业的老师有学科知识，但还需要学习非形式逻辑等。逻辑教师有其优势，但眼睛还应该超越逻辑课本，广泛了解语言、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知道哪些逻辑工具如何得到实际的运用。

在理工科的领域，出身科技哲学的教师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们既要懂逻辑，更要研究科学实践。而且，以“猜测和反驳”为动力机制的科学方法，本质就是批判性思维。许多批判性思维的先驱和理论家也是科学哲学研究者。不过，我再次强调，只要努力学习，谁都可以成为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者。我们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学习批判性思维最好有一定学科背景。那么，让这些接受培训的教师再去培训学科老师，是否有门槛？

董毓：是有门槛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理想的批判性思维教师，既理解批判性思维，又有跨学科知识，对认知探究和社会实践有深入了解。这样教学就不会抽象和表面，就会较好地帮助学科教师把学到的方法转化应用到他们的学科科研和教学中。

但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是一道世界难题。目前批判性思维课堂上采用的例子，只能是日常社会生活中大家能理解的。这样的课所教授的技能，如何被学员转化到他们的学习、生活中，除了教师的努力，还取决于学员本人的态度、努力和能力。不可避免，这个转换过程中会有很多消减。

但即便如此，先训练批判性思维的教师，让他们培训其他学科教师，促其在科学研究、教学中运用，这一思路是符合中国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