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徐简
@潘璠：对于许多平凡的校友而言，校庆就应该是“喊校友回家”。近日，母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了建校60周年校庆活动。为了让校友确有回家的感觉，学校特地在新校区里建了两个简易的旧校门，回校的校友纷纷在此合影留念，似乎回到了从前。校友会还特地举办了校友伉俪纪念活动，请60对“双校友”重走红地毯。
@胡波：大学里一般都有不少学院，相互之间总会形成攀比。有的辅导员也可能为完成任务，“强制”学生捐款。难道校庆非得采用“捐款”的方式吗？作为公办院校，有着政府的办学资金拨款，恐怕也并不差这点钱，各个学校也并非没有校庆的专项资金。
@雨茂：我发现校庆套路几乎一样，先发布通告，号召校友回校庆祝，然后针对位高权重或者家大业大的校友单独发出邀请，同时请老教师、班主任对目标校友大打感情牌。所有受邀校友一般都会收到捐资助学的请求，虽说金额不限，但校友们心知肚明。学校是要公布捐款数额的。校友中间也有攀比，拿得少面子上过不去，还不能坐上主席台，参加校庆不丢脸吗？
约十年前，一所知名大学搞校庆，主席台按捐款数额排座次，我有个朋友捐了10万元，挤不进主席台，只能坐在台下当观众，他感觉受了屈辱，干脆不参加典礼，也不参加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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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一部东北很流行的乡村题材电视剧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桥段，就是“办庆典”。小孩满月要办庆典，出生要办庆典，甚至怀孕了也要办庆典。说起来，“办庆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绝不仅是东北的地方特色，而在全国各地都具有普遍性。
当然，万物皆有源，万事开头难。个人、机构、团体，都可庆生祝寿，借以凝心聚力、沟通内外、彰显精神，这是人之常情。大学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功能，为校庆精心筹备一番也是情有可原。
透过众多喧嚣的校庆，一些喜庆场面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借庆典之机巧立名目、虚张声势的有之；空耗人力、浮夸做作的有之；格局一旦变小，吃相就不免难看。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些校庆的价值和功能也就逐渐迷失在这些乱象之中，越发言说不清了。
庆典是盛大的、充满神圣感的仪式，而仪式是有其教育功能和作用的。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看法，仪式的功能在于凝聚社群、增强团结和强化认同。这种凝聚力，来源于在庆典这个特殊的时空场域中，所有的参与者具有身份上的同一性。在母校的面前，所有人都是学生，都是孩子。所有职业、地位、收入乃至肤色、民族、宗教上的差异，都要退避三舍。平素被淡忘的群体认同被重新唤醒，所有人卸下厚重的面具。在校庆的餐桌上，没有部长、局长、老总，他们无非是虚长几十岁的学长、校友。
正因如此，2002年、2012年南京大学在其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接待活动中，一经提出“只认长幼不认尊卑”“序长不序爵”的工作原则，就立即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是回归了校庆以校友为本位的正途。
成功的校庆都是相似的，失败的校庆则各有各的缺憾。从应然层面说，一场校庆活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弘扬大学文化，彰显大学精神。
2014年以后，中央和教育部关于高校发展的有关文件中，越来越多地以“大学文化”替代传统的“校园文化”的表述。大学文化包含又不仅限于校园文化，不只是组织学生、策划活动、打造品牌这样的习惯思维，它需要超越项目制的思维定势，全方位地营建一种体现学校特色、注重个性发展、崇尚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强调道德教化的人文环境。
校庆特别是百年校庆，往往是大学文化建设补短板、大跨越的难得机遇。围绕校庆展开的校园环境规划、整治和建设，会在一段时间内把偌大的校园变得处处都是工地。但如果安排得当、设计合理，也可能成为慰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笔。比如，复建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的老校门，塑造重要校史人物的雕像，挖掘整理传承创校先贤和前辈名师治学治教的理念，为学校道路、楼宇命名等等。
置身这样的校园环境中，才能够让人感慨一草一木皆有故事、一砖一瓦足见精神，才足以让今人感恩先辈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创业过程。而这些文化建设活动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大学的文化自觉。俞吾金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住在三楼，他每天都爬楼梯，但你若问他一共有多少级台阶，他未必答得出来。同样，我们在一所大学工作、学习、生活，每天身处其中，虽然习以为常，却未必自知自觉。一所大学在历史上所承载的苦难与辉煌，她的文化传统和内在精神，需要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文化符号的解码，来发现和再激活。
很多高校会在校庆特别是百年校庆之际，展开文化大讨论，有时会形成学校精神、校训、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的一揽子方案并对外发布。学校精神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统摄其他文化元素的根本；校训是对学校精神的展开，是学校的座右铭，也是最为精炼和最能体现一所学校风格特点的表述；办学理念是学校精神和校训在办学活动过程中的反映；校风、学风是上述精神风貌的进一步具体化。从逻辑上说，应当是大学的内在精神传统催生了高度凝练的大学校训，实际上各个高校大多是“先生孩子后起名”，往往是先有校训，再根据校训来“执果索因”，反溯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旨在确保学校的核心理念与核心价值、师生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特色得到彰显。
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也将在2017年迎来它的百年华诞。这所出生在南京、成长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高等商科大学，在其百年发展中不屈不挠、屡仆屡起：既有过服务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成就，也遭受过日寇侵袭、战乱频仍之苦；既有计划经济时期“关停并转”、撤校复校的怅然，更有改革开放时期大展拳脚、报效国家的快慰。然而不管任何时候，首任教务长马寅初先生所题“经济匡时”的校训，始终是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子们共同的精神图腾和人格特质。
有着类似多舛命运和坎坷历史的大学，可谓多矣，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彩故事值得挖掘。大学不同于个体。个体是越来越衰老的，而大学却会日新又新。个体是从懵懂逐步成长成熟的，而那些风云际会中应时而起、应运而生的大学，则往往在其创立伊始，就确立和展现了足以引领百年的高远目标和恢宏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庆的意义，就在于回溯历史，追比先贤，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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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反省也能是校庆主旋律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以“校庆”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校庆活动。中国的大学办校庆并非新闻，其中有建校历史上百年的“长者”，亦有建校不过十几二十年的年轻学校。通过校庆，学校制造社会影响，凝聚校友资源，获得下一步发展的动力。但是，也有的校庆显示出形式化、官僚化、铺张浪费的迹象。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庆，校庆对一所大学和校友，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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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高等教育史的尺度看，中国的大学都很年轻。一般认为，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去年，天津大学刚刚度过了其120周年校庆。但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天津大学只能算是小弟弟。
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所培养了无数科学家、政治家和人文学者的大学，至今并没有搞清楚它的建校日究竟是哪一天。这是因为早在有官方记录之前，牛津大学就开始了办学活动，显然，当时大学的初创者并没有把建校日和校庆当成多么重要的事。
中国大学办校庆，一般把校庆大会当成最主要的校庆活动。在这样的会议上，除了学校现任和往届领导正襟危坐，还会邀请杰出校友，他们可能来自政界、学术界或者商界。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能够在校庆仪式上露脸的，大多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人士”。
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则把校庆办成所有校友参加的大Party。比如，剑桥大学在其800周年校庆时开展“灯光秀”、夏季游园会等活动，所有的教职工，不分职位高低，都可免费参加。校方还邀请各方人士以及当地300名小学生，写了800封“致未来的信件”，密封存入图书档案室，打算在其900周年校庆时开启。这些活动看上去娱乐性质很强，但是能体现校庆的“全民参与”，没有一位校友会在这场盛大的庆典中被遗忘。
台湾作家杨照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京都大学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他在京都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访问这所学校，发现几乎所有与“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信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
其实，我国大学办校庆时，亦不乏批评与反省。近几年，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在校庆日前后，总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被校友翻出来，而且每次都能收获“10万+”的点击量。那是我的一位同届校友对校史的反省，文章回顾了在母校校史中赫赫有名的“少数派”。作者认为：对于大学而言，因为权力而得来的一切，如同过眼云烟。但是，这样的批评和反省往往难以进入主流视野，欢乐、成功、胜利依旧是大学校庆的主旋律。
按照中国的习惯，大学一般在整十年时举办规模较大的校庆活动。但是，由于校长任期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校长都能在任期内遇到整十年的校庆。所以，逢五年有时也成了重要的校庆节点。校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些学校领导展示政绩的活动。
哈佛大学在历史上只有三次大规模的校庆活动。它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举办的建校300年校庆，是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校庆。1936年夏天，近7万名游客参观了学校建筑和展览会，502所大学的代表和1.5万名观众参加了庆典活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讲话称：“哈佛以至于美国的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思想的自由精神，继续高举真理的火炬。”从形式上看，哈佛大学的校庆更接近于中国大学的校庆。
但是，像哈佛大学那样大张旗鼓的校庆，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仍属少数。哈佛建校350周年时，曾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出席，里根趁机提出要求：希望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但是，学校经过讨论后，认为里根没有资格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所以那年哈佛校庆里根压根儿就没有出席。
在校庆的盛宴中逐渐被遗忘
王秀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不少校庆。最早的一次是在1999年。那一年我刚上初中，作为校园小记者去参加另一所学校——我们县最高学府——第一中学的70周年校庆。我后来上了这所高中，不过我并没有碰上“逢十”大搞的高中校庆。
上了大学，我的学校不错，很重视校庆。所以，每年都会小搞一些活动，一旦“逢五”规模还会升级。我有幸赶上的120周年校庆，则称得上是一场全球性的盛会。之后，我本科毕业，来到另一所大学攻读硕士。这所学校更具有温情，我也经历了85周年的校庆。然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校庆，却还是懵懂的初一时我作为小记者看到的校庆场景。
我仔细思考了其中的原因，我对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大学应该说感情更深，校庆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也更近，为什么印象反而更浅呢？我想，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
其一，高中和大学的校庆，规模、形式和隆重程度虽然有区别，但总体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大多数学校的校庆就是这样，万变不离其宗：校长讲话、合唱表演、知名校友捐赠，还有别的吗？
其二，1999年我作为兄弟学校的小记者，去采访县内最高学府的校庆。虽然无足轻重，但毕竟是学校宾客。所以，我获得了比普通在校学生更好的观赏典礼位置。我记得那会儿就坐在主席台附近，典礼结束，我跟一个中将军衔的校友握了手，谁握手谁没握手，成了我们这些小记者们讨论的焦点话题。
到了本科和硕士阶段，我这样的普通学生，在隆重高端的校庆典礼上，自然是靠边站或坐的。可以说，在校庆典礼和各种活动中，我和广大普通学生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观众”聆听领导和知名校友的讲话。所以，索然无味当然成了我对校庆油然而生的一个印象。
后来我发现，中国的一些学校，无论大小是否有名，经常以“集中”的方式筹备校庆。这种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学校行政部门承担核心工作，校友、学生最多是配合工作。领导和知名校友则被包围在关注圈的内核，享受客套的赞誉。
然而，校庆一定要被搞成这样吗？我得说，真的并非如此。在我的日常观察中，我注意到了偶像粉丝们为偶像庆祝生日的形式。以TFBOYS组合的王俊凯、王源和易烊千玺为例，他们过生日不是传统的经纪公司出面，举办一个隆重活动，并赢得媒体曝光和粉丝尖叫的方式。相反，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由粉丝线下筹备而成。无论是纽约时代广场LED屏幕上的祝福广告，还是地铁站内的祝福标语，以及用公益行动来庆祝他们的生日，处于中心地位的经纪公司都没有任何作为，发出声音、力量的只有粉丝本身。
大部分学生和校友都是曾经就读或工作过的学校的“脑残粉”，对学校的认同度之高，超越了很多其他的认同。但现状是，这些粉丝没有渠道能够参与校庆筹备，也没有机会担负足够的责任。学校行政部门包揽一切校庆事务，无法真正强化校友们的学校认同，反而让在校“陪太子读书”的学生觉得无趣至极。
对于校领导来说，分布式的校庆方式可能会弱化对领导的聚光，少了一些掌声。但是，如果校领导能够克服对“居于舞台中央并赢得如雷掌声”的心理依赖，尝试把舞台交给学生、交给校友，校庆一定会更丰富多元，对普通人更具吸引力，也更能显示这一届校领导的格局、视野和魄力。
决定大学声誉的不是年岁而是实力
王言虎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这几天，北京有几所大学在举办校庆活动。放眼全国，这个月举办校庆活动的学校还有更多。为什么要举办校庆？或者说，举办校庆的意义是什么？应该看到，高校是文化机构，不是商业机构，更不是政治机构，所以，从逻辑上来讲，校庆的意义也就主要集中于文化层面：通过举办校庆活动，回溯过去，观照当下，完成对大学使命的重新确认或构建，打造高校师生文化与身份上的认同。
这种校庆传统，源自西方，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产物。自晚晴以降，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中国教育发展模式模仿欧美。回溯历史可以看到，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移植成功后，中国教育家曾多次应邀参加欧美知名大学的校庆活动，在教育家的推动下，西方大学的校庆传统也一并漂洋过海，被复制过来。
校庆本身就是大学建设的一部分。在当下，大学校庆在凝聚价值观、输出形象的层面之外，也被赋予了别样意义：展示实力，吸引生源；设置基金，向校友筹款；甚至，也被一些高校视为邀功摆好、展示政绩的筹码。
对于前两者，这无可厚非，因为一所大学的品牌建立，少不了优质生源与雄厚的办学资金。一个好的校庆活动，就是一个优质的生源与资金入口，它让外界看到这所学校的实力，既巩固了办学根基，也能打造办学品牌。但若高校举办校庆是为夸大历史、展示校领导政绩，那就本末倒置了。
目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校庆活动越办越多，不论是逢五、逢十还是普通的周年庆，都有高校郑重其事，举办高规格活动；除了有建校校庆，还有合校校庆、迁校校庆，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有高校刻意延长历史，搞校庆竞赛，来凸显自己的办学传统与“功绩”，这更偏离了校庆的初衷。
校庆代表的是一个高校坚守的价值观传统，久远的办学历史固然可以证明一所高校的深厚底蕴，但决定一所高校声誉的，不是年岁，而是实力。早在1948年，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演讲中批评了那种“想用年岁来来压倒人”的办学做法，这说明，早在民国，用校史来为学校背书的现象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大学不是按青丝白发来排位的，校庆其实也就没必要过多注重这类枝节。2011 年，韩启德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20周年校庆活动致辞中提到：“与那些动辄上百年历史的大学相比，香港科技大学可以说还只是个小伙子，但香港科技大学却已成为一所成绩斐然的大学，一所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型大学。”正所谓“影响力不在年高，学术优则灵”。
校庆的动人之处在于，不在高头讲章，而在活动举办期间的各种学术讲座、文艺表演。校庆本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活动，重要的是学生的参与感与神圣的仪式感，若校庆活动不以此为本位，而过度追求所谓“底蕴”，甚至献媚，就成了一场名利活动。
归根结底，校庆的意义，在于“一以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一以懔念未来之发荣滋长”，竺可桢也提到校庆是为“检讨过去，策励来兹”，可惜现在中国太多大学只顾着“回头看”，向“钱”冲，却忘了，举办校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校庆？
借历史的记忆看那些朝向未来的光
陈云昊 来源：中国青年报
前些天是山东大学115周年校庆，我听在济南的同学说那天下了一场雨，跟平日也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倒是让我想起五年前的校庆，那时候中心校区各处都在大兴土木，现在校园标志建筑知新楼、南门及大成广场、北门及稷下广场、体育馆和操场，几乎都是赶在校庆前完工的。原来标志性的三角形“山字”南门被推倒的时候，一位住在山大南苑的老师还特意去拍照留念。校园建筑的推倒和新起，无疑更能启发我们去思考校庆在更长时段中的意味。
在那年开学，历史学院在文史楼北面的桂花园新立了当年被称为“八马同槽”的雕塑群像；文学院将新筛选的2012级中文基地班命名为“闻一多班”；校庆当天，每位同学都领到了一份免费的餐券……对照之下，校友们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小树林，那个年代的山大：那时候每天早饭基本都是玉米糊糊，不过并不妨碍学习的劲头；学校周围还没有什么书店，只好在周末跑去市区买书；赶上一次直播“冲出亚洲、冲向世界”的女排比赛，竟有几百个人挤在一起看一台电视，那场面自然相当壮观……因为110周年校庆，这些采访到的记忆，才获得合适的机会转述给我们，并和校庆时的场景发生奇妙的呼应。
现在，五年前校庆日开始奠基的青岛校区，今年已经投入使用，迎接第一批新生。有校友说：“南方人应该去北方上学，北方的学生也应该去南方。”正好遥契当年在青岛任教的山东大学教授老舍的看法：“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如果按照老舍的看法，济南和青岛是各有各的好。两座城市的气质被人总结为山魂海韵，在那里生活学习的人们把这种地域的气质带去不同的地方，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候的山东大学校长是徐显明，他在2012届毕业典礼上说过一则笑话：为什么在110周年校庆那天要把寝室的灯都关了——为了显明；为什么从寝室楼到教学楼的灯要依次关了——为了徐徐显明。这说的是校庆那天学生参与的灯光活动，不过这则笑话也别有意味。以前的学者说，“有所法而后有所能，有所变而后有所大”。借来说校庆，或许它的意味只有在变化的时间中才能“徐徐”显明。
追忆校庆，不是躺在昔日的荣光里睡大觉，而是给今天的我们砥砺前进的精神动力。如今山大的校史从袁世凯奏请创办国立山东大学堂（1901年10月16日）算起，110周年校庆时确定下“为天下储人材，为国家图富强”的校训，强调自己是办学传统悠久的一个。校庆正是这样一个引人回望和前瞻的节点，我们借着它指向那些历史中的记忆，又从中看到那些朝向未来的光。尽管我已经从济南转来南京求学，然而在这秋冬之交的静默天气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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