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七部曲”：书写中国空间文明

“航天七部曲”，李鸣生著，四川天地出版社2016 年1 月出版

■本报记者 李芸

“航天七部曲”是中国航天伟业的文学化通史，涵盖了中国航天历程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记录了众多“第一次”，同时也推开了中国文学一扇新的天窗。

中国航天起步于1956年。60年后，2016年1月，四川天地出版社推出作家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用这套非虚构纪实文学长卷展现中国航天事业一个甲子的悲壮历程。

“航天七部曲”是李鸣生20年的心血之作，共计250万字，包括《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风险与阵痛》《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发射将军》七部。

评论家们称，“航天七部曲”是中国航天伟业的文学化通史，涵盖了中国航天历程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记录了众多“第一次”，同时也推开了中国文学一扇新的天窗。

对科学来说，李鸣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太史令”，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悲壮历程，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对文学来说，李鸣生则以精彩的航天文学开启了新的创作空间，开辟一块新的“风景”。84岁的著名评论家阎纲说：“航天七部曲”是中国文坛的一道亮光，为中国文学立了一功，从中不仅能读出科技，更能读出报告文学真的信赖、美的感染。

《中国科学报》：说到科学技术类的报告文学，人们总会想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有评论家把你称为新一代的“哥德巴赫派”，你对此怎么看？徐迟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李鸣生：我和徐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大概是1992年，他到北京时顺便向人问到我的情况。因为那时我的第一部《飞向太空港》在《当代》发表后引起了一点动静，并获得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于是刚出道不久的我便有幸与徐迟先生见了一面，记得是吃了一顿烤鸭。那天徐迟先生对我的作品给予了不小的鼓励，还谈到了科技题材创作的难度问题。

徐迟是我十分景仰的作家，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是20世纪70年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但我没有研究过徐迟先生的作品，他的作品对我没有产生过影响，所以在科技题材的创作上我与徐迟先生没有师承关系。尽管我们同写科技题材，但徐迟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一座高峰，我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方丘陵。就像两个农夫，虽同在一片土地耕耘，但时代不同，季节不同，他种的是高粱，我种的是小米，二者难有可比性。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想到要写“航天七部曲”？是你一开始就计划好的吗？20年来你为什么坚持写“航天文学？”

李鸣生：“航天七部曲”刚开始没有计划。我写第一部时纯属偶然。那是1990年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要用“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发射美国的卫星。这个信息在脑子闪了一下，我便决定要写这个题材，于是当即从北京赶到西昌采访。

当然这偶然中也有必然，因为我当兵就在西昌发射场，尤其是1984年，我在发射现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火箭的发射实况，这对我的心灵和精神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当晚我就发誓，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部书。没想到写了第一部，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至于为什么要写“航天文学”,我想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注定吧。第一，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兵，却偏偏闯进了神秘的西昌发射基地，而且在那原始的大山沟一待便是十五年。这段特有的生命体验对我后来从事航天文学的创作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总要有人记录。中国航天的历史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举世瞩目，非同寻常，自然应该有人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否则很可能就是一个空白。从行业本身来看，中国航天有两大特点，一是近60年来几乎都是在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坏境下发展壮大的；二是中国航天人几十年来都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从事航天事业的，这种压力包括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而后者的压力常常大于前者。因为中国的所有重大航天工程几乎都是政治工程。所以，中国航天是与中国的政治、科技、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文化、民生等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行业，因而也是矛盾最复杂、问题最敏感、冲突最尖锐的一个行业。我选择航天，就是试图通过航天这个平台来反映和折射中国近60年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及国际上的风云雷霆。

第三，当今中国，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航天精神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讲真话，干实事，尊重客观规律，只认真理，不畏权势，实事求是，上对国家负责，下不糊弄百姓。而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第四，文学需要不断发掘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人类自1957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航天时代，但写人类创造陆地文明历史的文学作品居多，写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历史的纪实作品却少之又少；尤其是中国的纪实作品，微乎其微。而中国的航天史，就是中国的空间文明史。所以我的“航天七部曲”，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如何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

《中国科学报》：不少作者反映，写科技题材很难，你是否也觉得很难？都有哪些难点？

李鸣生：科技题材的写作的确很难。一是采访难。特别是早期，没有现成的资料，一切靠自己去找线索。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反映“东方红1号”卫星的《走出地球村》的时候，几乎就找不到一页纸片的资料，我只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中关村到处乱转。后来通过一个一个的当事人、一点一点的信息，像大海捞针一样才把那段历史打捞出来，费尽周折也吃尽苦头。

二是题材难啃。高科技知识浩瀚无边，别说每个领域的深奥内容，光是把各大领域的名词概念、基本知识、专业特点搞清楚就不容易。比如某一项高科技，它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关系？它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什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就得翻阅上百万字的专业书籍和相关背景材料。

三是与科学家对话不易。我在作品里写到的科学家，大多都是中国顶级的科学家，他们在人文学方面也相当了得。你若不具备基本的高科技知识和一定的认知水平，就无法与他们对话。加上科学家都是很有个性的人，如果你与他谈不到一个点上，他很可能就不愿意跟你多谈。这就逼着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硬着头皮也要啃资料。另外这些科学家一年四季都很忙，很难约谈，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是常事。而有的科学家干脆不愿接受采访，担心被写了后会招致很多麻烦。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甘愿一辈子当无名英雄，发自内心不愿接受采访，所以能推就推。

四是在叙事的转换上很难把握。科技题材不像爱情题材什么的，无论怎么写读者都能看得懂。高科技很深奥，非常枯燥，如果你写的作品不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者就没有阅读兴趣，更不可能进入你的作品。所以写高科技题材，必须把那些深奥枯燥的东西转换成生动形象、饶有意味的文学叙事。而这个转换，需要具备各方面的功力，否则，实现起来是很困难的。

五是突破“禁区”有风险，通过审稿很艰难。我写“航天七部曲”，真正的难点不在写作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某些“禁区”，怎么通过审稿。因为是重大题材，必然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如发射失败的问题，中央高层的决策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搞导弹搞载人航天的问题，这些所谓的“保密”“敏感”问题都是“禁区”，都是“高压线”，搞不好就会引火烧身甚至砸了饭碗。所以审稿就像一座座狰狞可怕的大山，从开始到结束，始终挡在我的面前，压在我的心上，让我无法放开手脚去创作。尤其是在早期，要突破某些“禁区”，触碰某些“高压线”，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问题，而是踩着地雷前行的问题。1990年我的第一部《飞向太空港》就被审查了一年多，我差点还受到处分。

《中国科学报》：除了“航天七部曲”，你还写了《中国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等，为什么你对科技情有独钟？

李鸣生：我认为科技在任何时候对人类都至关重要。正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愚昧时代，带进了日新月异、美妙无穷的信息社会。进入20世纪后，人类所创造的科技发明和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尤其今天，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们都无法离开科技。

所以我非常赞同英国著名现代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说过的一句话：“与宗教相比，科学能为人指出一条更为明确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因为人类的历史早已写就了一个事实：政治和经济老是不断重复上演着不幸的悲剧，唯有科学总是平稳地创造并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环境，并为我们的日子不断带来种种实惠。

过去我们靠科技救国，今天则要靠科技治国、强国、富国、卫国！我们天天都在讲现代化，现代化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今天的中国为什么问题很多，如腐败、污染、搞假、混乱等，其中科学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不科学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我非常敬重科学家。在我的眼里，科学家就是敢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就是默默啼血的布谷鸟！从亚里士多德到哥白尼，从伽利略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从钱学森到袁隆平，莫不如此。正是有了科学家，我们每天才能像呼吸空气和沐浴阳光一样享受生活。如果没有科学家，这个世界不知糟糕成什么样子。所以，用文学来书写科学和科学家，理所当然，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