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近日，河南大学的一位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退休后被校方返聘，并且是由讲师高聘为副教授，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教师课堂教学的魅力。但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解读，却容易产生误导。

比如报道中说，这位老师“为本科生讲了32年古代文学，任教期间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只专注教学。”（《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16日）在这里，“不出书、不发论文”与“专注教学”显然是对立的。从后面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着重强调这位老师将出书、发论文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教学中，因此才赢得了学生的喜爱。也许这是为了批评时下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偏颇，但如此这般地建构出一个对立，等于把大学教师还原成了中小学教师。

就笔者记忆所及，类似表彰大学教学的报道还有很多，诸如重奖教学为主的教师，设立教学改革项目，举办各级各类的教学评奖以及不分青红皂白地安排许多学生助教等等。这些具有轰动效应或示范效应的举措，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在向世人展示“重视教学”的姿态，并无实际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它们的背后都有行政主导，是行政管理部门在其管理上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后的一种自我补救措施。这种绕过教师和学生而作出的决定，从根本上说，乃是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又一产物。在这些举措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甚至在某门课的教学内容和评判标准上，教师和学生的发言权都十分有限。这样下去，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不可能被调动起来的，而没有教师和学生参与的教学改革也很难取得实效。

现在看来，以树立“典型”来表彰大学教学的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普适于多数教师，由于过度地渲染，它的榜样效应也变得微乎其微。

教学与科研的一大差别是，前者不像后者可能体现在一个突出的“点”，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一个“面”之上。在课堂教学方面，哪怕是科研突出者，限于个人的精力，其辐射的范围也不可能像他的科研成果那样广，因此就需要有更多的教师去分担教育或教学的责任。这部分处于“中层”的多数教师往往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教学水准。不重视广大“中层”的教师，不普遍地给予实际的鼓励和资助，表彰再多的“典型”，也无济于事。

笔者以前曾多次撰文谈及大学教学的问题，总结成一句话，即不要矫枉过正。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因为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就片面地高扬教学而全盘否定科研在大学以及教师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要为了保证科研产出，而让科研能力强的教师脱离教学岗位。

现在看来，矫枉过正的情况还不止这些。在教学第一线打拼的教师都会有一个感受，如今的大学课堂上，学生的“抬头率”较之十年前要低很多。看手机、发微信、听音乐者有之，睡觉者有之，复习外语者有之，还有一些是说不清、道不明地凝眸桌面者。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后遗症。

于是，让学生在上课前上交手机成了有的学校教务管理部门采取的对策。不过，上交手机后，学生还可以选择睡觉，还可做别的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这类简单粗暴的所谓治标之策，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一些教师则想出了另外的办法，就是增加一些近乎低级趣味的“噱头”，或做出网络上流行的夸张动作，以引起学生注意，希望促使其抬头。或者干脆以中学的教学方式来迎合学生的 “学习习惯”。

问题是，这类变相的矫枉过正在取得表面的效果的同时，也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

应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较之以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象牙塔”被打破后，他们一方面以世俗化为时尚，一方面知识面狭窄、社会经验欠缺。如果一味地迎合，大学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功能便不复存在，结果只能是让大学走上“后中学”的歧路。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让教育家办学”的呼吁，其实，教学最应该从过度“行政化”的圈围中走出来，让教学的承担者、课程的主体——教师——成为教学主人的同时，也让教学管理部门回到“服务教学”的本职之上。

新闻报道固然需要取得一定的效应，但越接近于实际的新闻越有公信力和感染力。新闻的原则是如此，大学又焉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