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刘忠范的书橱里，有一张发黄的纸，上面有一句话：“研究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因为过程中隐藏着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目标，这也是科学家们乐此不疲的奥秘。”

1993年，刘忠范从日本回国，刚刚30岁的他写下这句话，用来勉励自己要谨记科研的真谛。转眼20多年过去，刘忠范的办公室也已经换了几次，这张字条却一直跟着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刘老师有这样一句名言。

现在读来，这句话更有几分寓意。从当时到现在，中国科研的发展速度为世界所瞩目，国内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也越来越多。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外界乃至科研人员本身对科研评价机制和体系的诟病，甚至无奈。

纳米，是刘忠范的一个标签，也是中国科研的一个缩影。1997年，刘忠范等牵头成立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开启我国的纳米时代。

以北大为例，“现在北大每年发表300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论文与纳米相关，而问题也很多。”刘忠范所陈述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纳米科技投入总量很大，但很分散；二是“跟风”现象严重，真正的原创性研究不多。

6月5日，第四届纳米化学前沿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刘忠范是大会主席。在会上，来自日本的科学家Kenji Hata教授作了关于高性能碳纳米管的批量生长技术的专题演讲，给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五十人的团队、长达十年的时间盯着一件事情，并做到极致，经费投入逾5000万美元。未来碳纳米管的高端应用，又是他们把握着核心技术，我们是无法与之竞争的。”

刘忠范说，在国内的现有评价体制下，科研人员更多关注的是文章和头衔，功利性非常强。

大环境下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未来的科研储备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让整个科学界沉默了。

刘忠范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每年开学的时候，刘忠范都会给新生讲一次课，叫“刘言扉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钱学森之问”。“土壤”，刘忠范不止一次地在报告中提到这个制约中国科研发展的关键因素。他希望从他的学生开始，从北大开始，能够回归科学精神，追求真正的学术。然而每一届的学生都面临着诸多来自于现实的压力，拿到学位需要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找到好去处需要发表尽可能多的所谓的高档次文章等等。

“中国缺少良好的学术文化和科研土壤。”刘忠范说，处在极为功利性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太多无可奈何。

这让刘忠范想起了小时候看到的沤麻现象。刘忠范小时候生活在东北的农村，做过不少农活，其中包括“沤麻”。把收割下来的麻放到池塘里经过一段时日发酵，以便把麻从秆上剥离下来。这个沤麻过程散发出的气味，会把池塘中的鱼熏得晕头转向，疯狂地四处游走，甚至徒手便可捉到。“这种沤麻现象很像当今这个喧嚣的科研快餐时代，每个人都被莫名地沤着，都在奔忙，充满着浮躁和无奈。表面上看相当热闹，充满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忠范说，科研人员就像水中的鱼儿，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2010年，为了庆祝北大化学学科成立100周年，刘忠范做了一张展板，展示物理化学学科200年来杰出的人物和成就，里面没有一个中国人。

“再过100年，就一定会有吗？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刘忠范说，“我们需要大师，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产生大师的土壤，而不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和工程。”2001年，刘忠范去日本访问，正逢日本政府制定未来诺贝尔奖计划，希望在50年内拿到30个诺贝尔奖。

拿诺奖也可以列计划？刘忠范心中升起了疑惑。然而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日本已经有12人获诺奖。“拿一个是运气，拿这么多就不是偶然了。” 正如刘忠范那句话所写的：“研究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在刘忠范看来，不管是回答钱学森之问，还是“中国为何出不了诺奖”，其根源都在于土壤，如果土壤不改良，问题得到解决的那一天很难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