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人员是否应被要求报告所有经济利益？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当2008年一项由美国参议院展开的调查发现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家Charles Nemeroff并未披露来自制药公司至少120万美元的收入时，参议员Charles Grassley决定对此做些什么。这位爱荷华州共和党人发起了一轮推动为Nemeroff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改变其评估研究人员方式的运动。

由此导致的于2012年生效的改革举措，要求科学家以比之前更加详尽的细节报告与业界之间的联系，并且让研究机构承担起判断哪些关系存在问题的责任。不过，3年后，这些代价极高且烦琐的条例取得了哪些成效尚不清楚。一项《自然》杂志进行的分析表明，研究机构对于什么构成了利益冲突有着迥然相异的标准，而且它们将研究人员和业界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有问题的情况相对较少。

“在我看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冲突要比NIH从高校报告中获得的更多。”塔夫斯大学研究利益冲突问题的专家Sheldon Krimsky说，“我们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

根据今年4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一次调查中发布的来自56所高校的数据，这些由NIH上级机构——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HS）实施的改革，的确看上去使研究人员向其所在高校报告经济关系的次数整体上增加了45%。

HHS最初的利益冲突条例实施于1995年，要求研究机构在由HHS资助的研究人员从外部来源获得资金超过1万美元时便要报告。修订后的条例将这一门槛降低到5000美元，并且要求研究人员披露更加多样的潜在冲突，比如受到赞助的旅行以及和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关系。

每年从研究人员那里获得利益冲突报告的研究机构，必须随后召集一个内部工作组判定某种特定的关系是否影响研究人员的工作。如果是，工作组会设计一个“管理计划”，即可能要求研究人员在发表的论文中披露这种冲突，或者在一些涉及人体受试者的情况下，放弃作为研究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之后，研究机构将这些计划发送给NIH。

各高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并且雇佣了额外的员工来遵从这些改革举措，而大多数管理者对这种负担深感愤怒。“我们已经拥有了针对所有教职员工的年度披露程序。”耶鲁大学负责管理科研的助理副校长Andrew Rudczynski说，“对于修订后的举措，我看不到任何好处。”

耶鲁大学花费了50万美元执行修订后的NIH条例。在条例生效后的次年，学校研究人员对于利益冲突的披露数量增加了一倍，但Rudczynski表示，校方只确认了一起新的利益冲突。其他高校也报告了类似的经历。

HHS曾估算其资助的约2000家研究机构每年将花费2320万美元遵从这些条例，但AAMC的调查表明，实际开支要高很多。在这些改革举措生效后的第二年，仅71家研究机构便总共花费了2320万美元，尽管它们以后的开支可能会低一些。

作为Grassley智囊团成员主导2008年那项参议院调查的Paul Thacker承认，很难知道这些改革举措目前被执行得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经济关系披露带来的潜在好处很难衡量，比如同行评议人员会更加严密地审查由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

不过，Thacker表示，当前对于更严格的审查有着明显需求。这是有证据支持的——诸如制药企业等私人资本资助的研究，比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更加经常地产生使资助者收益的成果。与此同时，对于高校的抱怨，Thacker并不领情。“这只是表明，它们仍未找到问题所在。”Thacker说，它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过去没有建立起公众的信任。

其他人则担心，HHS的政策仍不够严格。Krimsky认为，现有的条例可能给予研究机构太多评估利益冲突的权力，而没有考虑到高校本身可能会对和政府或业界之间的关系妥协。这也是为何HHS的改革没有实质性地增加所报告的利益冲突数量的一个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那些推动增加更大透明度的人们，还对NIH并未要求研究机构在网上公布关于研究人员利益冲突和管理计划信息一事感到沮丧。相反，公众必须向高校要求获得关于研究人员利益冲突的信息，而研究机构有5天时间披露金额数量和来源。无论如何，NIH院外研究办公室表示，在提交了利益冲突报告的研究机构中，约有一半已经自愿创建了网络数据库，尽管它们在可用性和完整性上都各不相同。（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