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特稿：高校里的“教书匠”

金秋九月，在新生开学的同时，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了。这次，我们关注的是校园里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评价“指挥棒”严重倾向于科研的时候，仍旧不顾个人得失，将教书育人作为头等大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们来听听这些“教书匠”们的所思、所惑，分享他们的快乐和期盼吧。

缘起教学情

1983年，李田本科毕业，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而在这之前，李田原本并不想当老师。

“那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被分配到了交大。但那时候，我是一门心思准备考研的。”采访中，李田说，那时候他甚至已经报考了外校的研究生。但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自己的这个梦想并没有实现。最终，他选择留在了西安交大。

那时候的李田对自己的教师生涯也没有什么规划，“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就行”。自然，对教学他也并不是十分关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自己的孩子出生了。

“自从自己有了孩子，对于教育的事，我才真正上心起来。”李田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孩子的老师在教学上不认真、不负责，我会很伤心的，所以我也必须把自己的教学工作搞好。

慢慢地，李田热爱上了教学，而这份爱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李田说他并没有太高的觉悟，因此只有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才会反思自己。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他的孩子激发了他对教学本能性的重视。而同样受家庭成员影响的，还有于杨丽。

“我家是世代的书香门第，从小我就喜欢学习的氛围。因此，这也成为了根植在我心里本能的兴趣。”于杨丽说。

在于杨丽看来，教育领域的贡献是潜在的，但力量更大。“在一条流水线上，做好的是一个产品，但教育一个人的收获完全不同。”她说，和学生一起走完本科阶段，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优秀思想、理念植入学生心里，待他们日后发扬光大。这比单纯创造产品的社会贡献要大得多，也深远得多。

有受家庭环境影响的，就有受学校环境影响的。

从上学开始，颜静兰就一直遇到一些让她印象深刻的老师。尤其在她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后，燕园内各式各样的老师让她大开眼界。“在北大我接触的老师中，有的老师口才特别好，有的则属于‘改革派’，很有自己的想法。”让她记忆很深的是她当初的系主任李赋宁。当时，“新概念英语”刚刚被引入中国，李赋宁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一篇课文可以讲一两周的时间。“我听的不是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教育。他不只是让我们认识了几个单词，更是对我们的价值观有所震动。”

正是这些学生时代的榜样，让成为师者的颜静兰有了职业生涯的标杆。“一个好老师会给学生留下终生的印象。所以，要么不当老师，要么就把它当好。”在她看来，当一名教书匠，绝不是教几个单词、一篇课文那么简单，而是对学生的思维、眼界有所影响。“他们都是我的榜样，我自己也会尽力做到教书育人。”颜静兰说。（陈彬）

教而知惑

从教30年的李田，似乎对教学以外的“身外之物”并不敏感。别人对晋升、工资调整敏感，可李田至今连自己的工资条都看不太懂。

“我的教师生涯基本上就是教书。学校要求在刊物上发表教学论文，我也从来没有写过。”李田说。许多年前，评职称时不需要文章，但他的资历不够；等他资历够了，评职称又要求有很多文章。若不是去年职称评定，学院“破格”推荐，从教30年的他还是一个寂寂的老讲师。

李田的惑，来自于职称评定标准中，对论文要求的存疑。而于杨丽的惑，则来自于另一个角度——有关优秀教师的认定。

对于教师的评价，高校普遍以科研成果认定，科研优秀者平步青云。而对于教学出色的教师，仅是一句“很好”，便再无其他。

“现在可悲的是，评优秀教师也参照的是科研标准。”于杨丽说，从综合性的角度考虑，评优秀教师科研不能缺。但有的优秀教师评定是专门评教学贡献，而高校却依然照搬科研的评价思路。

按道理说，让学生投票才能评出他们心中的优秀教师，可如今，优秀教师的评定绝大多数把控在高校手中。有时候评奖入围人数少，高校还要优先考虑领导、未来要评长江学者等殊荣的人。“评定优秀教师因为有奖金、名声的存在，已经演变成一种福利，为某些人歌功颂德的契机。”于杨丽说。

越是这样，像于杨丽这样热心教学的教师就越想把正直的观念传输给学生。因为“一个人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

还有一种惑，来自于人生变故。

一个大家庭8口人，亲人陆续患癌离世，“好不容易照顾完一个，第二个亲人又接着病倒了”。一年复一年，现在为亲人扫墓的就只有颜静兰一人。

那时候的颜静兰很悲伤，学校、医院两头跑，但从不在学生面前流露情绪。别人看到的她从来都是开开心心的，但其实是她遇到的大事太多了。

有一次，她在校门口遇到车祸，脑出血、骨头也断了。“第一个冲到医院的是我的学生，昏昏沉沉中感觉到他帮我剪头发、照顾我。”说到这段经历，颜静兰至今心存感激。

要搞好教学，要照顾亲人，又要平衡科研。她的时间靠挤！家人帮她买了紧邻住家小区的上海植物园年票，但她一年只能去两三次。长期熬夜，使得她心脏出现了问题。

“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平衡，教学永远是第一位，不要去想那么多，埋头去做就是了。”王进义说。和很多奉献教学事业的人一样，无论多忙，每周六他都处于工作状态，每周定期开小组会与学生交流，听取他们汇报自己的阅读和实验进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小组会具有教学与科研双重性质，“时间就那么点儿，能多做就多做些”。（温才妃）

教育产业化当休矣

对于教学有着拳拳之心的教师，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自身待遇的改善，而是对于教育宗旨、青年教师生存的担忧。

回到多年前，一个有关教育产业化的话题。“如今的高校就像是一座工厂，学生是上帝亦是产品，校长是老板，教师是打工仔。”李田说。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用量化决定了评价。”于杨丽说，科研看论文、课题多少，教学看是否完成课时量。甚至连学生的德育教育，也试图用开了几门“两课”来衡量。

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充斥了校园，导致教育偏离了育人的主旨。不注意解决这些问题，带来的后遗症非常严重。

李田告诉记者，近些年来招聘的新教师很少有从前的“主人翁”精神。“他会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干不好、不喜欢就换地方。这种想法可能是和国际上‘接轨’的一种做法。但实际上，对于一个青年教师来说，对学校无自我认同没有任何好处。”

高校逐渐从学生利益出发，变味为一味迎合学生的想法——学生说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杨丽眼见着学生抱怨录取的专业不行，找工作不理想……“他们境遇不佳，但却从来没有跟自己是否努力、是否付出联系过。”

至于破解之道，教师们更多地寄托于“指挥棒”的改变。

李田认为，在当前环境下，拼命写文章、忽视教学质量，是教师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导向的问题。

“应该给热衷教学的青年老师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是本次采访中全体教师的心声。

尽管一些高校在职称评定上对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已有所区分，尽管一些高校为奉献教学事业的教师开通了破格的晋升机制，但是因为有关主管部门的指挥棒不变，部分高校“势单力薄”的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小打小闹”。

“教师的本分是教书。对于教学岗来说，教学上的考核应该摆在第一位。”颜静兰说。

而对于人才培养，于杨丽希望，高校培养的人才一定要德智兼备。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高校应该建立淘汰机制，不要包装学生，把不合格者包装成合格的毕业生”。教育是树人的工作，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作业。“哪一代人身上出现问题，甚至连这一个时代都要走一段弯路。”（温才妃）

没法用语言形容

“教学相长，教学中获得的愉悦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

说起身为教师的快乐，颜静兰的表述是“没法用语言形容”。而具体说起这些快乐的瞬间，王进义说“基本都是和学生取得的成绩有关”。身为老师，看到学生们在自己的课堂上汲取到养分，最终成为优秀的人才，无疑是老师们最开心的时刻。

和王进义类似，在接受采访时，李田也说：“当老师真正的乐趣其实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真的有出息。”两位受访男老师的话都不多，却洋溢着为人师表的自豪感。相比之下，两位受访的女教师显得“感性”许多，提起教学中获得的快乐，她们总能回想起一幕幕难忘的时光……

2000年，颜静兰自告奋勇开设全校公选课，为学生导读《21世纪英文报》，既方便学生了解时事新闻，又让学生学到鲜活的英语。上过读报课的学生都称“很享受”。颜静兰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把扩音器放到学生嘴边，和学生互动，教室里一片笑声。在这样的课堂气氛中，颜静兰和学生的关系自然变得轻松愉快。

对于这样的课堂效果，她也十分开心。“学生的反响让我很开心。学生们毕业后在国外还继续读报纸。”

颜静兰认为，当老师最大的乐趣是和学生成为朋友。她告诉记者：“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有个学生一定要我住在他家，现在到全国、世界各地都有学生，有的学生即使成为成功人士了，他们也还会招待、感谢老师，就这样，我和学生、家长们成了朋友。”在她看来，老师对学生的付出不是某一门课，而是给学生留下整体的影响，把一种价值观、理念传给学生。

颜静兰特别强调“朋友”这个概念。她说：“有的学生说老师像妈妈，总是‘孩子’‘孩子’地叫学生。其实我特别反对，老师就是老师。我们要把学生当作成年人来看待。老师要和学生做朋友，不要管长管短，而是要推心置腹地交谈，相互信任，和妈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于杨丽则说，把学生从懵懂未知培养到独立自主，最后成为国家栋梁，是身为教师最大的乐趣。“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教育学生好像在生产艺术品，把艺术品塑造完美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少年强则国家强。凭一己之力，培养一批人，那是最大的成就感。让学生的人生观、处事的看法有进步，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教书这么多年，于杨丽已经快要退休，“但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了”。正是和年轻学生们在一起，使得她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汲取了很多阳光的成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有些网络语言，我们在课上也可以搬过来用于课堂讲授。”有了这样的心态，于杨丽和新进来的年轻教师沟通也很容易，“讲话、思维方式都没有代沟。他可能会有的想法，我们都站在他的角度想好了。许多年轻教师都跟我说，‘于老师，跟你讲话，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不会像跟父母、长辈说话那样拘束。”（韩琨）

记者手记

何谓“大师”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有这样一群醉心于教学的老师，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与此同时，当我们带着一种“猎奇”心理看待这群醉心于教学的老师时，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又是一种莫大的不幸。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直到今天依然是对“大学”含义的最经典注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围绕这句话，人们作了太多的引用、注解、引申、争论……然而，却很少人注意到，梅校长口中的“大师”究竟是什么？

科学大师？教学大师？

没有“教学大师”。因为在中国的高校中，“大师”只属于科学。我们有“教学名师”，但在我们的“教学名师”中，又有几个没有一流的科研呢？于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只醉心于教学的那群“另类”，就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名副其实的“教书匠”。

但是，中国的大学需要“教书匠”，因为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中，需要有人为初登科学殿堂的孩子们打下基础，需要有人用引人入胜的教学手段让他们领略科学的美好，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大学的学习是美丽的，课堂是美丽的……

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很多时候与“科技前沿”关系不大，却与教师用心与否关系莫大。而这，正是“教书匠”们最愿意干的一件事。

那么，当这些“教书匠”舍弃了原本可以使他们“功成名就”的科研工作，专心于教学，专心于高校最本质的工作时，我们是否应该正视他们的存在，我们是否应该为他们想一想，我们是否应该解决一些他们的实际困难呢？

在今天，凭借教学成果，他们也许依然成为不了“大师”。那么，就让他们成为一个快乐的“教书匠”吧。（陈彬）

声音

王进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微流控芯片技术、微纳生物技术及药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科研的同时，王进义先后承担多门专业课程的教学。他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学生科研方法与思维的训练，201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于杨丽：

厦门大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31年来，她一直坚持板书教学，始终保持着热情饱满的教学风格，学生说她“好像要在黑板前舞起来”。她是学生票选的“最受欢迎女教师”“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对于教学的热忱与用心，让她充满魅力。

李田：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教授，1983年进入西安交大，2014年因为教学成绩优秀，在学院推荐下，“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承担《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数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第一大课。

颜静兰：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15年前，她自告奋勇给学生开设了公共选修课“21世纪英文报导读”，而今，这门读报课已是华东理工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明星”课程。课堂教学中哪里最困难，她的岗位就在哪里。她说，我就是喜欢接受挑战！

●四川大学教师周鼎：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

●教育专家熊丙奇：那些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维系着大学岌岌可危的教学，可他们却在大学里是最不被待见。他们不但不能拿课题提成，薪酬微薄，而且由于没有达到考核硬指标，已无法在大学生存。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做得好，对于教学是有好处的。一个研究做得好的人，我相信他讲的课一定会更生动。研究做得好，视野一定会更开阔，而且他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就算他不去详细地讲这些新东西，只是随便点拨一下，也能引发学生思考，对学生也是有很大好处的，这就是研究对教学的好处。所以，我不主张研究和教学分离。怎样才能让研究做得好的教师（其中很多是优秀教师），尽可能多地走上讲台，多和学生接触，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行动的。（韩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