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

■本报记者 赵广立

今年的8月24日，是麋鹿回家30周年的日子。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耕心中，这一天也是麋鹿的“生日”。

在位于北京大兴区的麋鹿苑，郭耕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今年也是麋鹿科学发现150周年，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其失而复得的经历举世瞩目：“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堪为国内外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

近百年“华侨” 麋鹿终还家

几乎人人皆知“四不像”的麋鹿以“角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得名，但少有人考究麋鹿为何“四不像”。郭耕告诉记者，这是麋鹿适应环境长期进化的结果。作为有角鹿类，它的栖息地主要选在湿地沼泽，为了够到新鲜的水草，它们的“脸”就比一般鹿类见长；而牛蹄状的蹄则能够在松软的地面上稳步前行；至于它的长尾巴，则是为驱赶湿地中的蚊蝇进化而来：“麋鹿学名长尾鹿，世界上其他鹿类都没有它的尾巴长。”

除了“造型别致”，麋鹿的特别之处更在于它们是中国特有的物种，两百万年间麋鹿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东部平原上，并一度被历朝历代君王豢养在皇家猎苑，成为他们“逐鹿中原”的象征。

然而，这群曾经和家猪一样繁盛的动物，于1900年在中国本土灭绝了。

郭耕说，多数麋鹿专家认为，麋鹿绝迹的重要原因是历史上大量猎捕。同时，许多沼泽或近海低洼荒地被开垦成为农田，只适于在沼泽地带栖息的麋鹿失去了容身之所，从而成为平原地区最早的生态灾难的牺牲者。

汉朝以后，野生麋鹿数量日益减少。元朝建立以后，善骑射的皇族把野生麋鹿从黄海滩涂捕运到大都（北京），供皇族子孙们骑马射杀。野生麋鹿逐渐走向灭绝。到清朝初年，中国已只有一群约二三百只的麋鹿圈养在210平方公里的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这时候，国际动物学界还不知道麋鹿的存在。1894年，北京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猎苑围墙，许多麋鹿逃散出去，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麋鹿失而复得的命运，与它的发现者、法国动植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密切相关。

随着航海业的兴盛，欧洲人开始热衷于收集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博物学一时兴盛。为了证明“上帝造物多么丰富”和追求相应的物质利益，许多对中国心向往之的西方人都拥有传教士和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阿尔芒·戴维德即为其中的佼佼者。1865年，他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他意识到，这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他设法弄到两只麋鹿制作成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被确认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从此，麋鹿学名被称为“David’s Deer”（译作“大卫鹿”）。

随后，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猎苑带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开始了它们近百年的“华侨”史，也为此后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麋鹿“华侨”的日子也不太好过。郭耕介绍说，由于没有湿地环境，范围又小，各国动物园中的麋鹿非但没有繁殖，反而相继死去。后来英国乌邦寺庄园的主人贝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的庄园里，让它们身处于半野生状态，才使濒于绝迹的麋鹿逐渐繁衍起来。

1985年8月24日，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22头麋鹿乘飞机从英国飞抵北京，奇兽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南海子，结束了漂泊海外一个世纪的“华侨”生涯，回归故里。

回到家乡的麋鹿没有重蹈他们“旅居”的命运，这一次，它们没有被关在牢笼里，而是被放养在原皇家猎苑、今天的麋鹿生态保护区兼科教科研中心——麋鹿苑。在那里，它们过上了半野外的安宁生活。

翌年，39头麋鹿从英国七家动物园里选出经上海运抵江苏省大丰市，麋鹿重新回到它的祖先最后栖息的沿海滩涂。

告别牢笼 回归自然之家

麋鹿自古就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分布：北到辽河，南至钱塘江，东到台湾，西到山西都有麋鹿生活过的证据。所以当麋鹿甫一回归，人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让它们重新回到祖先们的疆土。

“30年过去了，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发展迅速，全国麋鹿已逾3000头，全球麋鹿总数也超过4000头，再无绝种之虞。”郭耕对记者说。

这30年来，麋鹿不仅实现了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据郭耕介绍，从1992年开始，麋鹿苑就把麋鹿输送到了长江边的各个自然保护区，迄今已经陆续输送到全国30多个地方，麋鹿在中国已经星罗棋布生活在很多湿地中。

“京津冀都有麋鹿保护区，天津是‘麒麟海’，河北是木兰围场，都是我们送去的。”郭耕说，“麋鹿回归自然了。”

要让麋鹿种群尽快恢复，就要率先恢复它们赖以生存的湿地。“只有恢复湿地了才能保护好麋鹿，而湿地是地球之肾，恢复湿地对人类有巨大的作用。”郭耕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的讲话说：“习总书记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恢复湿地）这种公平合理也惠及到了万物和后代，这是一种公益。”

麋鹿“重引入”引发的思考

麋鹿成功地回归北京南海子，成就了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一段佳话。把麋鹿带回中国的塔维斯托克侯爵认为，如此准确地将一个物种引回它最后的家园，堪称同类项目中独一无二的创举。

郭耕解释说，尽管麋鹿后来在贝福特家族的精心照料下，克服了繁殖上的困难、建立了海外迁地保护种群，使这个物种得以从绝灭的边缘幸存下来，但在英国，麋鹿终归是外来物种，如果在那里放归自然，则违背了保护生物学原则。并且麋鹿长期在迁地保护的条件下生存，将面临退化、家化和丧失遗传多样性的风险。“即使不绝灭，最后也会在麋鹿的名称下演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实际上等同于绝灭。”

因此，麋鹿的“重引入”才显得意义重大。而且麋鹿的成功也让“重引入”这项措施作为保护濒危动物的对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更多生物的多样性可以通过这项措施得以保持和延续下来。郭耕认为，麋鹿再引入的整个过程，可作为中国和世界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工作中的参照，为以后的野生动物的研究提供依据。

在总结麋鹿回归自然中的经验时，郭耕说，人类活动干扰是影响物种野外放归成功的最大障碍，如果不能有效满足物种的生境要求，恢复野生种群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因此他指出，野生动物的保护并不是某个机构或是某些人的任务，它是整个国家和公众都应该关注、助一臂之力的事情，只有全民的保护意识增强并达到一定高度时，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工作才能更顺利地进行。

在北京麋鹿苑中怡然自得的麋鹿群   赵广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