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思玮 见习记者 应益昕

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整整一个下午，陶勇共安排了15台手术。其实，对于他来说，手术并不复杂，甚至有些轻车熟路，但他还是在手术之前详细了解每位患者的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手术方案。

“眼科手术就是个精细活，容不得毫厘差错。”陶勇说。

带来光明的使者

“80后”、年轻帅气、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副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葡萄膜炎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陶勇的经历让很多同行艳羡。而在他心里，最看重的还是“医生”这个称号。“如果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么，眼科医生更多地承载着带给患者光明的使命。”

“眼睛作为人体唯一的视觉信息来源，一旦出现问题，患者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陶勇说，眼科手术量通常比较大，既需要医生有很好的体力，还要具有长时间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我最高纪录是一天做了86台手术。”

此外，儿童眼病患者居多也是眼科的又一特色。“当今社会，孩子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核心，这无形之中也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在众多眼病之中，陶勇将葡萄膜炎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葡萄膜炎的治疗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国内只有六七家医院专门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一部分葡萄膜炎的患者伴有HIV感染，这更让很多医生不愿意开展此项研究。”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呢？面对记者的提问，陶勇笑着说：“可能与我个人比较喜欢挑战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干一些重复的工作。而且近年来，葡萄膜炎这一专业有了很多新的突破和理念，只有好好去探索，才能为患者探索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希望患者将爱传递

通过科学治疗，使患者病情得以缓解，恢复视力，重建光明。这或许是很多患者，包括一些眼科医生在内所期望的目标。

但在陶勇看来，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通过医疗行为，不仅仅只是缓解患者的病情，还要让他们的内心强大起来，在感受医者温暖的同时，还要乐于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去年年底，陶勇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4岁患儿，“患儿是爸爸陪着一起来看病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拮据，孩子懂事得让人都心疼，抽血、打针、输液从来不哭，还鼓励身边的小病友们配合治疗”。

考虑到患儿的特殊情况，科室免去了他的医疗费用。陶勇还号召同事为患儿捐款、凑压岁钱，陪着患儿一起过新年。

或许是“陶勇们”的行为感动了患儿的爸爸，“每次他带孩子来医院看病，都会主动地帮忙维持就诊秩序，并且还积极地与就诊患儿家属们分享自己的经验”。

这种诊疗模式，陶勇非常赞赏。“虽然患者和家属承受着疾病的痛苦，但他们并没有悲观消极，而是内心逐渐变得强大，能够同医生一起战胜疾病。”

医教研相辅相成

十几年的工作中，陶勇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累计门诊量超过1.5万人次，急诊量超过2000人次，各类眼科手术量超过3000例，深受患者的好评。并且他还创建了国内唯一一家可以检验葡萄膜炎的眼免疫实验室，帮助全国多家兄弟医院检测了近3000份样本。

在科研方面，陶勇的成绩也是硕果累累。目前他已发表SCI论文55篇（总影响因子145.3），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6篇。

“临床医生不能只顾看病而放弃科研。”陶勇认为，临床工作可以为科研提供思路，而科研反过来则可以提升临床诊治水平。“科研一小步，很可能就是临床的一大步。”

此外，教学工作更是锻炼了陶勇的表达能力，“教学让我在同行面前表达得更专业，在学生面前表达得更系统，在患者面前表达得更科普”。陶勇说，相比其他行业，医疗绝对属于一个慢跑的行业，需要长时间的积淀，才可能有所收获。“如果你想赚大钱，千万不要步入医疗行业。尤其在当今时代，医疗行业还有一定的风险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