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中国青年报》近日刊发《端着“铁饭碗”，内心仍不安——人大本科毕业“回炉”读高职，图啥》一文，文中称名为“乔东”的人大本科毕业生在电视台工作两年后，又“回炉”去了一所职业院校学技术。此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各方热议，有部分人大学生认为这是对母校的羞辱。经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青年报社双方联合调查，发布联合声明称，乔东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生，《中国青年报》为此向读者致歉。

这一事件（下文简称人大事件）的处理，应该说反映了媒体和校方的理性态度，联合调查、澄清事实，给公众负责任的交代，毕竟新闻报道要真实、客观。然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思，却不应该到此为止。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乔东真是人大本科毕业生，他“回炉”去读高职，就是对母校的羞辱、抹黑吗？他“回炉”选择的高职，就比人大还牛吗？为什么整个社会不能理性看待本科（包括名校）毕业生再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去选择技校、高职继续培训的行为，而拿其说事呢？

毫不客气地说，本科“回炉”技校这样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引起关注、热议，暴露出我国存在严重的“学历情结”和“学历歧视”。包括拿本科毕业生选择本校继续培训进行宣传、作为办学“亮点”的技校、高职，也都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比本科院校低人一等，想以此“抬高自己”。这种舆论环境严重影响着我国教育健康发展，比人大事件更值得深思。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本应是平等的教育，只是办学类型、办学定位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一名学生在求学时无论选择普通教育学校还是职业教育学校，只要适合自己，就都具有价值。但在我国，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在升学体系中，职业学校被认为是进不了普通学校的“差生”才选择的学校。如此一来，进入职校的学生也就低人一等。所有学生都受单一成才模式所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7.5%的今天，整个社会之所以还陷在严重的高考焦虑中，就在于教育被分为三六九等。目前，存在于社会中的励志故事是，一名学生进入职校后，不放弃自己，努力奋斗，考进名校读研，完成“人往高处走”的逆袭。而如果出现某位学生放弃名校选职校，或者名校毕业之后再上技校学技能，就会显得另类成为“新闻”，各种复杂的社会情绪也会随之点燃：说学生失败者有之，感叹本科堕落者有之，职业教育从业者则乐于以这样的事例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你看，名校毕业生都到职校“回炉”了。可是，这样的事例增多非但没有改变职教形象，反而强化身份意识和身份对立，制造口水战。人大事件就说明了这些问题。

在人大事件中，各方关注的都是当事学生的“身份”，高职重视其身份，是想以其特殊身份来体现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媒体加以报道，是因为学生身份的反差具有冲击力，人大学生求证其身份，一是知情学生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出于对母校形象的维护。而这名学生为何在身份上造假，不正是因为我国社会用身份识人，以及教育的最大作用是给学生一个学校、学历身份吗？近年来的学历造假根源都在这里。

只有把职业教育放在和其他教育平等的位置上，消除各类教育、学校的不平等、歧视，才能消除类似本科回炉职校、技校的新闻，理性看待学生的教育选择。不同类型教育的定位不同，像人大这类学校，办学定位应是进行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从通识教育学校毕业后，学生再去上一到两年的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技能，以更好地就业，这是很正常的，只是学生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同教育选择和组合，不能说明他接受的通识教育就不好，也不能说明他个人的大学学习失败，同样也不能说明职业教育就优于通识教育。

在美国，学生上大学时先进社区学院，然后再转到哈佛、耶鲁求学的，不是个例，没人会在乎他的社区学院出身，为他贴上标签。与之相对应，一个人先读完名校通识教育本科，再去读职业教育进行职业训练的情况，也很普遍，没有人嘲讽名校被职校“完爆”——这种嘲笑本身就很荒谬。至于名校和名校的学生，更不会觉得这是对母校的羞辱——一所名校培养的学生会有不同的人生发展道路和选择。

在我国，诸多名校其实是制度制造的名校，名校不是靠市场竞争产生的，而是通过列入计划拿到更多国家资源，且在压制其他学校的竞争力的情况下勉强得名校之名。也就是说，名校本身就是身份教育、等级管理的产物，这也就不难理解，名校往往显得很虚弱，社会认可度并不高，而名校学生则时常出来捍卫名校身份。这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不应该再采取计划办教育，而应该给各类教育、学校平等的发展空间，允许各类学校平等、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我国才会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才会有一流的应用型大学以及一流的技术学院。各类教育、学校都是受教育者值得考虑的选择，才能把中国学生从单一成才模式困境中解放出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