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安徽省某高校教师王林注定不清闲。

别人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各种旅游照、美食照，而她却正在为下学期的汉语口语课程备课。工作4年来，她前前后后开过9门课。总有一些教师因进修、出国、怀孕找到她替课，“年长一些的教师不愿意多上课，新来的教师又缺乏教学经验”，于是这项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她头上。

学传播学出身的她，一下子成了横跨新闻系、中文系的教师。而这一现象并不鲜见，学中文出身的同事还帮人上过“近现代史纲要”。“教师们跨系上课，并不是因为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师资不足。”王林感慨地说。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7.68：1。而2013年这一数字是17.53：1，2012年的数据是17.52：1，2011年是17.42：1，2010年是17.33：1，2009年则是17.27：1。很显然，近几年来，普通高校的生师比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项“可操作”的数据

生师比，反映一所高校学生受关怀程度、师生互动交流频繁与否的指标。

有统计显示，美国排名前10位的高校生师比为6.73：1，一流州立大学的生师比为18：1。作为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生师比差距过大，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诟病。

按照教育部2004年发出的通知，综合大学的生师比达标要求：14：1为优秀，16：1为良好，18：1为合格，超过这一比例的将给予黄牌警告，限制其招生等。然而，十多年过去，甚少听闻哪家高校因生师比超标，而被教育部黄牌警告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重原因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卡住高校招生指标加以控制生师比，而另一重原因则来自于高校生师比的统计口径。

按照教育部文件上的规定，生师比的换算为学生人数除以专任教师数。但是，在实际的统计中，却各有不同。

一位高校教师告诉记者，由于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高校统计上报的教师是指在册教师及入校后进入教师职称系列的人员，而其中有部分人已不在教师岗位工作，还有部分人已流失到其他单位，但档案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在岗教师与在册教师人数相差很多。

同样，学生人数的计算也各不相同。一些高校的生师比，学生数量并不是按实际的人头数计算的。如，一些高校仅计算全日制本科、专科的在校生数，在职教育者并未计算在内，导致学生基数少；也有高校按一名本科生算作1人，研究生算作1.5人，博士生算作2人，留学生算作3人统计，使得学生基数增多。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使得生师比成为一项“可操作”的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当下的师生情况。

缺口在哪里

17.68：1，一个平均了全国2000多所院校的数据，究竟反映的是怎样一个课堂？

小班教学一直被视为课堂教学的最佳模式之一。17.68：1，看似18个学生对1名教师，但实际上，离小班教学要求的师资力量相去甚远。

储朝晖解释说，学生一天的课程至少需要3名教师参与，将两项基数各自乘以3，就是53.04：3。相当于，就全国高校而言，3名教师完成一天的课时，平均课堂人数约为53人。

“70人课堂教师不易把握，50人课堂教师尚能掌控，而30人的课堂，师生互动最为理想。”王林深有感触地说。显然，中国高校普遍离理想的课堂还有较大的差距。

实际上，不仅如此，平均值的背后，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同的课程的生师比同样矛盾重重。

结合高校《2014年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武书连2015中国322所独立学院综合实力排行榜》，记者发现，医学、音乐、美术类院校的生师比差距最小，多为8：1、9：1；而民办院校，尤其是一些新生的独立学院，生师比高达25：1或以上。

储朝晖指出，生师比差距最大的高校是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高校尤其是以教学为主打的高校，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最易出现师资跟不上生源扩张的情况。”而这也正是王林4年上9门课的根本原因。

而在河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看来，研究型大学中的高层次人才、中青年教师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相对于应用技能型的地方院校强调企业导师的参与，研究型大学更应该强调专任教师的引进。”

如果仅把焦点对准高校内部，不难发现“两课”、外语、高数等公共课教学是生师比过大的重灾区。

“一名教师一学期要教三四百名学生，这就迫使我们只能以传授知识为主，实验教学环节相对较弱。生师比不变、‘两课’又有课改压力，使得教师们疲惫不堪。”福建某高校教师张晓慧感慨地说。

学费、编制成瓶颈

生师比差距大，离不开高校扩招的大背景。

从1999年起，为了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中国高校掀开了扩招大幕，直到2012年，持续了13年的扩张才以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为代价，被教育主管部门叫停。其留下的“教师少、学生多”局面，至今还在缓慢改善中。

刘广明指出，解决生师比差距过大，并不是简单地“一增一减”问题，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经济扼住了它的喉咙。

储朝晖表示，一方面，课堂成本与学生人数成反比，即一门课学生越少，开课成本越高。为了实现小班教学，成本势必要提高，那么，相应的学费也会上涨。“学费上涨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操作难度很大。但是不提高学费，教师的收入势必又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课堂人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教师的课时费，通常大班课堂人数达到一定基数，课时费会相应增加。“既然学费难以提高，将大班改为小班，影响的是教师的收入，他们势必缺少动力。”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尚有政府拨款，对于地方普通高校，学费几乎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来源。无法在经济上加以保证，成为限制生师比调整的瓶颈之一。

而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编制。

刘广明告诉记者，相对于重点高校，相对于早年间，地方高校的人事自主权正在进一步减弱。“非教育部高校的人事权掌握在地方人事厅手里，名义上是用人自由，但实际上编制数量被严格控制。”地方高校“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前人退出，后人才有机会进入。一些人即使评上了副高职称，也不一定能聘上，无法享受副高职称。因此，地方高校在进人过程中特别审慎，“小心翼翼”地把用人指标用好。

“用好指标的初衷没有错。但是，现在有些过头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生小朱告诉记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一些专业明明教师短缺多年、课程无法开设，但依然严守着进人标准——本科、研究生、博士非“985工程”“211工程”院校毕业不录，“少一项都无法录用”。

“加上高校待遇无法吸引优秀人才、不愿意上课成为很多教师的一种心态。想要改善生师比，难上加难。”刘广明说。

改善须放权

面对着生师比逐年扩大，如何还学生一个高效互动的课堂，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

储朝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应该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根据专业特性确定生师比。

实际上，由行政部门给定招生数量、师资、学费，这大概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国外，高校享有自主权，招生数量、师资、学费多寡全凭高校自身决定。

“不同专业的教师需求量不同。比如，艺术类专业教师需求量大，就不能因为一个给定的数据、比例发挥的刚性作用，而忽略了高校专业特性的发展需求。”储朝晖说。

除此之外，他表示，专任教师仅占高校教职工的1/2、1/3，从整体上来说，调整生师比还应尽可能地通过压缩非教学人员的数量来实现。

刘广明提醒，“准备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高校，不应该一味地强调专职教师的引进，片面做大教师、学生数量，而是应该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引进企业导师。不然，又将走入一个误区”。

与生师比难题并行的，还有如何鼓励教师回归课堂。刘广明认为，这与当下的分配机制密切相关——科研的奖励回报高，课堂的检查、评估多，需要在制度诱导上重新建立。

他表示，在生师比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慕课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大班上课的弊病。“慕课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传统化，可以组织答疑、线上交流，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高校应该重视对传统课程的改造，让教师主动回归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