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解决“高考移民”问题采取的是封堵办法，试图强化地方保护主义，但此乃“治标不治本”之策，效果并不理想。

■郑若玲

高考移民是我国高考制度中存在的一大“顽症”。上世纪80年代，高考移民现象就已存在，随着地区间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的扩大，高考移民也随之增多。在我国，高考移民并非新鲜事，该现象早在科举社会就已存在，被称之为“冒籍”。科举制度在百余年前已被废止，高考替代科举成为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最主要通道，因而“科举移民”变成了“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高考招生利益分配的地区不均衡，或者说，高考录取制度中存在的地区间不同的录取率是高考移民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基础。科举从清代开始实行“分省定额取中”，使科举在各地区有了固定的取中名额。为了扶植边远地区人文教育水准的提高，缓和各民族和地区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明清两代政府在取士时都十分注重对边远地区的扶持，边远地区的录取率远远高出发达地区，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向边远地区流动，“冒籍”现象由此产生。今之高考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与科举时代按省区分配名额取士是一致的。不同地区高考录取率的巨大差异使得“低录取率”地区考生向“高录取率”地区流动，试图凭借流入地较低的录取分数线考入理想的大学，从而造成了高考移民现象。

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下放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的上扬，高校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很可能进一步向本地倾斜，从而进一步拉大各省市间业已存在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名校录取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反过来又会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更大的不平衡以及 “高考移民”加剧的混乱状况。此外，现今全国各省市普遍在进行异地高考改革，如果允许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高中教育并异地参加高考，很可能带来高考移民的增多。

随着“高考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各地控制越来越严，“高考移民”不断向纵深发展，并以新面目出现。“移民”的时间逐渐从高中提前到初中乃至小学阶段，“高考移民”泛化为“教育移民”，而这种变化会更模糊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和“移民高考”的界限。

在当前以户籍为本位的高考制度下，甘冒政策风险而移民参加高考的多是那些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系统中占优势的公职人员子女。高考移民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流入地考生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损毁了高考制度的公平、公正性及其社会声誉。

长期以来，我们解决“高考移民”问题采取的是封堵办法，试图强化地方保护主义，例如提高报名门槛，规定在移入地较长的居住年限、严把报名关，但此乃“治标不治本”之策，效果并不理想。既然造成高考移民的根本原因是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和招生利益分配的失衡，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根本上着手，例如建立统一的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使高校享有完全的招生考试自主权、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布局合理等，尤其要尽快缩小甚至消除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加大对边远落后地区以及那些考生众多、高等教育资源却严重不足的高考大省的教育投入，加快地区间教育水平达到一致或较接近的程度，并全面、快速提高边远地区中小学生的整体素质。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省区之间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还会长期存在，解决“高考移民”问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大的难点在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是一个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就业以及高等教育布局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杂问题，高考移民问题绝非朝夕所能消除，只能逐渐解决，而且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公平。

（作者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