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天琪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微量元素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赵霖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64级放射化学专业。“我可以算是你们这些新生代的老学长了吧。”赵霖笑着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与那个年代大多数投身科研的人们一样，赵霖的身上至今仍散发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这种理想主义来源于科大岁月中各位学术前辈对他的深刻影响，也决定了他此后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科大的峥嵘岁月

“我是1964年上的科大，当时各个院系的系主任都是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这样的大家。”赵霖坦言，这样的“豪华”师资团队不仅将他领进了科学的大门，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坚守理想、不怕吃苦的美好品质。

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当时的系主任杨承宗。“杨承宗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约里奥·居里的同事。”赵霖讲述道，杨先生在毕业之际收到钱三强的回国邀请，最终决定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他提供的“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毅然回到了祖国。

“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在与我们的朝夕相处之中深深感动着我们。”赵霖说道。

科大岁月中，带给赵霖最大影响的是1969年冬科大从北京南迁安徽。“那是一段最困难的南迁时光。”回忆起刚到安徽的岁月，赵霖依稀记得当时所有南迁的学生都挤在一栋三层小楼中，睡的是草席大通铺，而当第二批人到达的时候，已经没有住的地方了。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正是杨承宗先生的乐观给了当年这些青年学子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很多科大学生也遭到了批斗，整天灰溜溜的，毕业时甚至不愿意一起拍一张合照，杨先生还是坚持出资让我们留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留到今天成了我们班最珍贵的回忆，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勇敢和坚持，那段岁月也许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赵霖动情地说道，“这样的先生与我们可谓是‘患难之交’。”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杨先生带领着科大64级近代化学系的同学们坚守着内心的理想，赵霖告诉记者，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是科大”。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勇敢面对逆境的精神吧。

一半是科研，一半是科普

学习放射化学，却最终成了一名营养学家。这其中也不乏因缘际会。

“1985年我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进医院，我们就组建了微量元素研究室。这是在国内医院中成立的第一个微量元素研究室。”赵霖告诉记者，当时宏量营养在国内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微量营养素的研究还相对空白。

“我最早在河北涉县做食道癌的病因学研究。研究发现，当地的食道癌发病率高达千分之五，调查结果显示这与当地地质环境中元素硅的含量特别低密切相关。但在唐山食道癌发病率最低的一个县的井水中，游离硅的含量能达到40毫克/升。”这一对比让赵霖深深感到肿瘤与环境及地质因素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之后，赵霖开始关注微量元素研究。

让赵霖意识到微量元素研究不仅要重视科研、更要重视科普，则与钱学森写给他的一封信有关。

1993年，赵霖在《科技导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以质补量，调整优化食物结构》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后，赵霖非常意外地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

“他在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对我的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中，人民体质建设应该与经济建设并列’。”正是这句话，让赵霖认识到微量元素研究与营养学、与普通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此后长达30年的工作过程中，赵霖虽然身在部队系统，但他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我们做实验有困难都与科学院的各个实验室联系。”在其参与组建的微量元素实验室合并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之后，赵霖一直坚持一边做科研，一边做科普。

“营养学像一驾车，一个轮子是研究开发，另一个轮子是宣传普及，必须两个轮子都转，这驾车才能前进。如果只有一个轮子转，这驾车只能原地打转，起不到什么作用。”赵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