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王方

叮铃铃，叮铃铃，北京的一处居所里，电话铃声准时响起。“阿婆，你好吗？我爱你。”“我很好，阿婆也爱你。”“阿婆，记得吃药哦。”“好，好……”

生活是如此朴实无华，简单中点缀着快乐。这个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展示的正是一位普通的85岁老人的晚年生活。

然而，简单与普通并不能真实形容她的事业。她为中国分子生物学、农业生物工程学奉献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时光，在农业科研领域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范云六。

停不下的学习路

用大米交学费、课程被迫中断，范云六在动荡不安的苦难生活中完成了中学学业。国人受欺凌的种种事件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国之不国，何以家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有了国歌。”范云六回忆道。当时，在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就读的她产生了为国家富强读书的念头。“这给了我强大的动力，为之后的学习、科研生涯奠定了基础。”

1952年，大学毕业的范云六小试“牛刀”，竟出手不凡。当年她有关矽盐酸细菌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引用。1956年，她被派往苏联留学，主修微生物专业。

“苏联留学期间，我的基本功和科研态度有了很大提升。”范云六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位德国留学生，做实验严谨而且有条理；而自己的习惯很不好，实验结束后老是忘了把器材规整好。“虽然导师没批评我，但我仍很自觉地向他们学习。”1960年，范云六获得副博士学位，踏上了归国之路。

从事科研工作20年后，已到知天命年龄的范云六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又当了一回“学生”，从事质粒分子生物学研究。她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以及在先进的科研体制下产生的高工作效率。这让她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迎头赶上，走到他们前面去！”

1982年年底，范云六回国后面临着一个问题，下一步的事业方向和突破口在哪儿？重新确定科研方向，还想干出一番事业，对于52岁的她来说，谈何容易。“农业。”范云六说，如果时光倒流，她依然坚持如是。

筚路蓝缕显赤诚

1984年，范云六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当时，分子生物学在我国农业领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新一轮革命必须依赖传统农业与分子生物技术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因此，我选择了农业作为事业的新起点。”范云六说，“国际上已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他们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到。”

范云六创建了我国农业领域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并负责筹建了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农业部农作物分子及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没有经费，就给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写信，获得了支持。”她回忆道，“也没有温室，就向其他所协调了一间并不是‘温室’的温室。”

棉铃虫问题是范云六带领科研团队解决的一个重大农业难题。那时，美国孟山都公司在世界上第一个获得了Bt杀虫基因的专利权，培育出抗棉虫品种，并跃跃欲试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转让给中国。

不出所料，孟山都公司来到农科院“推销”。“我进屋时，他正在向领导展示棉花的照片，非常漂亮。”范云六说起这事来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国内正徘徊在“从国外引进还是自主研发”的十字路口，她坚决主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当然知道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设施上、人才上，自己做会非常艰难。但我仍然告诉那位经理，‘我不同意引进。我佩服你忠诚于公司工作，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忠诚于国家与事业。’”范云六笑着说。

百炼钢 绕指柔

现任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春义，1993年还在兰州读书，从《基因无性繁殖》一书上看到了作者范云六的名字，决定到北京去，投入“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理所当然认为范先生是男士。”他笑谈。

“事实上，科研不分男女。精神饱满、思维专注，范先生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展现出的风貌，让我们这些学生和其他基因学家都打心底里佩服。”张春义评价道，“在生活上，我至今还记得去范先生家吃饺子的情形，最后还不忘给我‘兜着走’。”

范云六在科研事业上很成功。她率领科研团队掌握了抗虫棉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出新型转基因品系植株；生产出富含植酸酶的优质饲料原料，改造了玉米生产“绿色磷”；提高了农作物中微量营养元素含量，努力实现“中国生物强化项目”目标；利用微生物基因资源，对牛乳及乳制品进行了营养改良……

“我做科研的心得体会就是：敬业执着、严谨探索、继承开拓。”这正是范云六几十年科研生涯的缩影和真实写照。她的座右铭获得了更多人的共鸣，如今已成为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所训。

范云六没有丝毫的浮躁和虚夸，她总是将个人成就与科研团队联系在一起，“我们热爱着共同追求的科学事业”。几十年里，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包括7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如今，他们均活跃在国内外生物技术领域。

“在苏留学时，对毛主席‘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段话不是很懂，后来，慢慢地才从内心中有所领悟。”范云六说，“青年人是希望的真正所在。我愿意将自己有用的知识留给青年一代，也愿将我尚不知但有一条可知的路，指给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