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韩琨
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
“专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编制故，两者皆可抛。”
徐明昆是北京某高校的一名教师。两年前，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那篇博客的标题为《编制比什么兴趣科学更有吸引力》。
不可否认，如今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能解决编制，可以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稳定。就连对编制持批判态度的徐明昆也在文章中承认，“我们包括我，也爱编制，就像老鼠爱大米”。
然而，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可能导致未来北京市高校的新增教师再也吃不到编制这份“大米”了。
相似管理导致相似问题
北京市的这份《意见》是这样规定的：今后，北京市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将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据了解，中国高校中出现“编制”一说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大量高校被收归国有，高校教师也就转身成为“国家干部”。
“所谓编制人员，也就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政府人员和大学教师是同样性质的。直到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后，才有了一些区分,不过教师不再是公务员，政府却还是大学的主办者。高校内部的一些人还在以公务员的方式管理。
“之所以大学有编制，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政府在办大学，政府与大学之间没有太大区别。”储朝晖说。
于是，在相似的性质、相似的管理方式之下，高校也就出现了和政府机关相似的问题。
在博客中，徐明昆这样形容编制对高校人员造成的弊端：“观察编制内之人，和体制外的人/外国人相比，普遍戴上一个模糊、圆滑的面具，缺失敢爱敢恨、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灵魂。”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徐明昆表示，编制也导致了高校人员流动的困难。“有编制的人不能因能力不行而开除，有能力的人又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引进，这就造成了人员流动的壁垒。国外教育单位之所以能使人员流动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壁垒。”
刘青两年前刚刚进入一所大学工作。对于手中的编制，他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态度。
“谁都喜欢编制。”在采访中，他说，毕竟如果有了编制，人就稳定了。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现在高校中太多的“衙门化”倾向、太多的“鱼目混珠”也是编制造成的。“有了编制就可以不再上进，为了能在编制体系里混得更好，就必须圆滑世故。如此下去，的确是个问题。”
对于刘青的这段话，徐明昆在博客中是这样概述的——编制不死，中国的科研就只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那么，北京市的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刀切”可行吗
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见》中，对高校编制改革的规定是“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对此，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改革的总体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对于这种改革方式，徐明昆并不以为然。
“如果取消的话，最好能够大范围地同时取消，逐步取消很容易导致高校和教师被其他利益因素所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事实上，这些年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试图逐步缩减编制，但并没有收到多好的效果。
对此，有评论表示，逐步收回事业编制，意味着高校会长期存在两种身份——事业身份和合同工。且不说待遇公平、同岗同酬如何保证，单是双方的心态平衡问题就十分难处理。“临时工心态”“变相铁饭碗心态”等也影响聘任制人员工作的开展。
储朝晖也认为，目前这种“退一个收一个”的方法的确见效很慢。“现在20多岁的年轻教师还要三四十年后才能退休。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渐进式方法收效慢，那么，整体“一刀切”的做法可行吗？
“至少现阶段是不太现实的。”储朝晖表示，毕竟目前政府与高校间还存在依赖关系，只有政府与高校真正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关系，才能够说高校不需要政府的编制了。“很显然，北京市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要做到这点至少要修改《高等教育法》，而短期内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如果将目光放得稍微长远一点，这样的做法是否完全不可行呢？
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全部国立大学进行法人制度改革，让各大学从吃“皇粮”的行政机构转型为市场化的运营法人。目前，这一颇类似国内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完成了第一期中期计划。“他们的做法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最终这样选择，就是认定了靠政府办大学不是好的政策。”储朝晖说。
编制≈终身教职？
对于像刘青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对于究竟是谁管理大学这样的深奥问题，他们并不是很在意。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的是——如果没有了编制，我为什么还要进大学？
曾有一位博士毕业生收到了两份高校的入职通知，一份位于省城，条件相对较好，但要等评上副教授后才给编制；另一份虽然条件稍差，但入职即给编制。他有些犹豫该选哪个，为此特意在网上发帖征求意见。
最终，在总计60条的回复中，只有一条认为编制“不是很重要”，而支持他选择后者的网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有编制，没压力。
“所谓没压力，也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国外的终身教职一样。很多人就是想要这种环境。”刘青说。
这种环境也是西南某高校教师徐腾飞当初走进大学教书的重要原因。采访中，他表示，对自己而言，编制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鼓励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我更喜欢把编制看成一个‘终身教职’，有它的存在，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
事实上，将编制“约等于”终身教职的人并非只有徐腾飞和网络上的那几十名网友，虽然他们也都明白，编制和终身教职有太多的差别。
据徐腾飞介绍，终身教职制度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高校人事制度，其设计包括两个阶段，即成为终身教职之前与成为终身教职之后。
“一般来说，副教授及以上职位可以拿到终身教职，而讲师或者助理教授则还在走向终身教职的路上。”他说，第一阶段，大学会要求教师在一定年限内证明自己的教学研究实力。其考核相当严厉，淘汰率也很高。而当教师证明自身实力并拿到终身教职后，来自学校的学术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他们也可以自由从事研究。
“简而言之，终身制包括两个部分：证明实力与学术自由。这两部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编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前半部分的缺失。”徐腾飞说。
对此，储朝晖也表示同意。
“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
牵一发能否不动全身
当编制提供的便利不再存在时，年轻人想到的是为何还要进大学，而高校也会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拿什么吸引优秀人才进高校？
“吸引年轻人，肯定要靠提高收入。”储朝晖说，“目前高校年轻老师是在低收入的状态下工作的，这个状态不可持续，也导致了高校职位缺乏竞争力。”
然而，提高收入并不是说一说那么简单。
目前，国内公立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中央以及各级财政的直接拨款。2010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到公共财政总支出的15.8%，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大幅度提升教育支出从而提高教师收入显然并不现实。而除此之外，国内高校的其他筹资渠道并不发达。
“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校，由于大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私立高校，可以采取更多形式的融资手段，而且国外高校的教育捐助系统也要发达得多，这保证了他们的资金来源。国内高校则很难做到这点。”刘青说，换言之，要想大范围、大幅度地提升教师收入，高等教育必须作出一系列改变。
相对于工资的提高，徐腾飞更为看重的是高校能否为科研人员提供优秀的科研环境。“科研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硬件部分通过投资相对容易解决，软件部分包括了学术氛围、人事制度与行政服务等，并非一时能够改变。”他说。
眼下，徐腾飞正在国外访学。据他观察，缺乏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行政服务，是很多科研人员回国的最大禁忌之一。如果编制取消的同时，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的归国之路很可能会更加纠结。
在采访中，储朝晖一直强调，编制问题其实只是高等教育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一环节却牵扯到整个体系的诸多环节。“高等教育是一个整体，一方面的变化就要求整个大系统必须都跟着变。但现在，我们却是在不想改变大系统的前提下，只作这一点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