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广立

在山东青岛工作的小冬告诉记者，他最近迷上了美剧《权力的游戏》，然而让他苦恼的是，每次在线观看的时候，即便他选择了“标清”模式，视频还是要不停地缓冲。

面对视频网页“网络不给力，建议切换较低清晰度”的提示，他无奈地调侃道：“我建议视频网站在现有的超清、高清和标清的基础上，再给我们这些用户新开发一个‘模糊’模式。”

“我知道网速跟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可能是一些服务器不给力。但理论上的2M往往达不到2M，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小冬对记者说。

网速慢的“猫腻”

据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大陆2014年第4季度平均网速为3.4 M bit/s，仅排名第82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手机网速也饱受诟病。随着4G的到来，三大运营商均号称其4G速率可达100Mbps（即100 Mbit/s）。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网速受信号强度、服务器、同时下载用户数等因素影响，实际网速远远达不到100Mbps。

知名通信产业观察家、飞象网总裁项立刚倒不认为所谓的“世界排名”能够真正反映出中国的网速水平。

“最近几年在工信部的宽带战略下，在保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许多城市家庭宽带的网速实现了几倍甚至更高的提升，这跟以前比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项立刚说，根据“排名80多位”判断网速落后“是有问题的”。

项立刚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去欧洲等地参加通讯展览，发现当地的网速有时也很“卡”：“有时候发邮件都困难。”

在项立刚看来，我国多数城市的上网速度应该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而“平均水平低”跟广大村镇地区的网络水平落后不无关系。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剑秋也认为，拿新加坡、韩国的网速跟中国整体相比是不公平的，“他们是一个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面”。

“客观地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上属于较快取得比较领先地位的，而网络也是基建的一部分。”曾剑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手机上网速度慢的观感，项立刚认为，我国的移动用户量基数大、同地同时上网人数多，因此造成的网络拥堵，是导致3G、4G网速变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的带宽，在人口密集地区，上网的网速会受影响——100个人用和10个人用手机网速差异就会很明显。”项立刚说，这当然跟信号覆盖也有关系，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许多业主抵制在小区里建设基站，还要求信号很好。

“这对矛盾不调和，也导致手机网速慢的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如果要用很远的基站，信号过来就很弱了，网速肯定会受影响。”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阚凯力则认为手机网速慢另有隐情：拥有8亿用户的中国移动在布局3G网络之时，选择了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技术规律的TD-SCDMA，这让用户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享受更好移动互联服务的机会。

“因为TD-SCDMA的技术缺陷，且缺乏规模经济性，设备昂贵、终端应用（手机）种类贫乏，更没有国际漫游，使中国移动的3G网络质量奇差，基本上无法使用。”阚凯力在《谁在绑架中国的4G政策？》一文中写道。

财新封面报道《TD式创新》援引多位电信业内人士的观点认为，TD-SCDMA更大的影响是延误了中国的整个电信市场，用户和整个产业的发展都付出了代价。“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TD-SCDMA阻碍了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网费亟待“薄利多销”

自从李克强总理“点名”网速网费的问题后，“提网速”“降网费”的呼声此起彼伏。三大运营商也在“世界电信日”之际，识趣地提出各自的降费提速方案。然而，网民认为运营商提出的方案并不“解渴”，反而认为运营商的高姿态是“在跟总理耍心眼”。其中手机的“夜间流量”更被视作“鸡肋”：“不是说不鼓励熬夜吗？”

阚凯力认为，手机用户感觉网费贵的症结在于，大多数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在运营商之间“货比三家”地换号，“号码绑架”让运营商“宰你没商量”。

“我自己这个移动号用了多年了，我能换吗？不能。换了号大家就找不着我了。这就意味着中国移动3G再差，我也只能忍着。好容易熬到4G了，也只能使用中国移动4G，它提供什么服务、如何收费，都是移动说了算，想宰你就没商量。”阚凯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三大运营商实际上对被号码绑住手脚的用户实现了垄断，“它不宰你宰谁？”

项立刚告诉记者，从价格横向对比来看，中国手机用户的流量费用处于国际中等水平。“美国1GB流量的价格也要十多美元，也是流量包越大平均下来就便宜。”

据了解，从1GB单独流量包费用来看，许多发达国家人均移动资费水平确实高于我国。但考虑到各国人均上网费用在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中所占的比重，我国网费仍显得有些贵了。

“绝对价格发达国家较高，相对价格，中国较高。”项立刚说。

尽管作出了主动调整，在广大网民看来，各大运营商的4G流量资费依然“任性”。项立刚认为，目前手机4G流量资费处于当前水平的原因之一在于，各运营商发展的4G用户量还未能让他们下定摊薄利润的决心。

“目前4G用户约为1.6亿，如果用户量提升2倍，运营商的收入也会提升2倍，但其所增加的成本可能不足1倍，这样的话运营商才有勇气拿出1倍的利润压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实现总理所说的薄利多销。”项立刚认为，随着用户数的增加，降价作为竞争手段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虚拟运营商能否“搅局”

如今，公众如果有移动通信业务需求，还有三大运营商之外的选择——虚拟运营商。

工信部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先后向两批共19家民营企业颁发了虚拟运营商牌照。截至2015年3月底，42家移动转售企业中已有20家正式放号，累计发展用户超过410万户。

起初，虚拟运营商带着民营企业天然的市场基因，背负着公众“电信反垄断”的热切期待横空出世。然而，工信部今年一季度对已开通业务的20家移动转售试点企业客服电话进行抽查，发现5家企业的客服电话存在人工服务无法接通等问题。

有观点认为，虚拟运营商“生不逢时”。它们诞生之初就赶上了不好的经济形势，整个国民经济都处在转型期和阵痛期，这让很多原来在主业上游刃有余的虚拟运营商都不得不将精力重新投入到核心业务，于是对虚拟运营的资金和精力投入日渐不足。

有网友戏称，首先名字就没起好，好端端出来混，喊什么虚拟？听起来就不靠谱。

难道，被看好是电信运营商“搅局者”的虚拟运营商，难当与三大运营商竞争的大任？

“虚拟运营商根本谈不上与三大运营商竞争。”项立刚说，“要真正形成竞争，就要有相对对等的地位、体量和能力，如果实力悬殊，那还竞争个鬼？”

阚凯力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在2000年前后发放虚拟运营商牌照，当时会很有意义，可以促进竞争。现在中国已经十几亿的手机用户了，市场已经饱和了，虚拟运营商怎么竞争？”

尽管今年1~3月虚拟运营商的用户净增长达到200万，但均摊下来每家虚拟运营商用户也就只有20万户，这相较主导运营商动辄数亿的体量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而且他们没有网络，要向主导运营商寻租。加之没有庞大的用户数作支撑，其服务模式、管理经验、技术能力等都不如传统运营商得心应手，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在整个的竞争中没有控制力。”项立刚说。

项立刚告诉记者，虚拟运营商在服务的经验能力上很难跟得上，他曾经使用过某虚拟运营商的服务，“体验很糟糕。主导运营商光是在Boss系统（业务运营支撑系统）上每年要花几十个亿，各种客服系统、营业厅等的建立，一年可能要上千亿。这种巨大的成本可不是虚拟运营商所能承受的” 。

不过，“虚拟运营商中也不乏佼佼者。”曾剑秋告诉记者，“比如蜗牛移动拿到牌照后发力虚拟运营，将其作为企业发展战略之一。这对于蜗牛公司的游戏等业务走向国际市场很有帮助。”

“时间还太短，现在谈市场反应言之过早。”曾剑秋认为，有的虚拟运营商还没有准备好，并没有很明确的战略，“所以这个还需要时间检验”。